由于许多当年的流亡科学家陆续去世，且只留下了很少的回忆录，而这类著作本应向人们介绍这场文化转移的具体细节以及它对美国科学、文化的影响，现在反倒成了秘密。（注：H. Stuart Hughes, The Sea Change. The Migration of Social Thought, 1930-1945, New York, 1975, p. 1. ）因此1980年代以来，两国的历史学家、社会史专家、科学史专家开始投入到一场“抢救历史”的行动之中。他们通过寻找、采访当事人以及他们的后代，推动了传记史、口述史以及“流亡社会学”的发展，以至于国际学术界对这场文化转移的研究在今天已变成了一个专门性的学科领域。各类文化流亡者名单的公布，各种相关人物传记作品的问世，各种对当事人及其后代的访谈录的出版，大量日益接近精确的有关流亡科学家的人数、规模、结构、出版物方面的数量分析，以及对流亡科学家在各具体学科中的贡献与影响的研究，（注：涉及这些方面的重要著作有：由慕尼黑当代史研究所与纽约犹太移民研究基金会合编的涉及流亡世界各国的所有犹太知识精英的Biographisches Handbuch der deutschsprachigen Emigration nach 1933, hg. vom 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 München und der Research Foundation for Jewish Immigration, New York, Bd. Ⅰ， 1980. Bd. Ⅱ， 1983. Bd. Ⅲ， 1983; Hajo Funke, Die andere Erinnerung. GesprK5PC03.JPGche mit jüdischen Wissenschaftlern im Exil, Frankfurt am Main, 1989; Horst MK5PC02.JPGller, Exodus der Kultur, Schriftsteller, Wissenschaftler und Künstler in der Emigration nach 1933, München, 1984; Helmut F. Pfanner（ ed. ） , Kulturelle Wechselbeziehungen im Exil, Exile across Cultures, Bonn, 1986; Jarrell C. Jackman and Carla M. Borden（ eds. ） , The Muses Flee Hitler, Cultural Transfer and Adaptation, 1930-1945, Washington, D. C. 1983. ）使这一专门性领域所涉及的问题，早已不再是流亡科学家个人的命运和他们与客居国的一体化问题，而是这场文化转移对美国成为世界科学、文化中心的影响和意义。
    然而，当今中国学术界对如此重要问题的研究几乎无人问津，只有少数自然科学史专家在研究诸如爱因斯坦等著名科学家的生涯时才有所涉及，远远没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透视这场文化转移的意义。笔者相信，通过对历史资料和相关著作的解读，将有助于加深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从而强化对这一时代的深层次理解。
    一纳粹德国文化清洗运动及其规模
    1933年4月7日是人类教育与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黑暗的日子。这一天，刚刚被兴登堡总统扶上台两个多月的德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根据3月23日《授权法》赋予他颁布法律的权力，以政治或种族原因为由，颁布了所谓《重设公职人员法》（Gesetz zur Wiederherstellung des Berufsbeamtentums），宣布解聘所有与纳粹主义原则不相符合的公职人员，具体条文如下：“1. 凡属共产党或共产主义辅助性组织的成员；2. 凡在未来有可能从事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共产主义性质活动的人；3. 凡在迄今为止的活动中不能证明自身会随时、无保留地支持这个民族国家的人；4. 凡属非雅利安血统者；这样的公职人员都将解聘。”（注：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Berlin, 1955, p. 11. ）与此同时，在兴登堡总统的直接干预下，该法还宣布了三项例外条款，即“非雅利安血统者中，只有三种人能免于解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线战士、1914年8月1日以前就在为国家服务的公职人员，或是一战中阵亡将士的父亲或儿子。”（注：所谓“非雅利安血统者”指凡其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有一人是“非雅利安人”者，它首先是针对“犹太人”、“1/2犹太人”或“1/4犹太人”的。《重设公职人员法》中会出现有关“非雅利安血统者”的三项例外条款，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由于犹太人的组织“全国犹太人前线士兵联盟”通过老元帅冯·马肯森劝说兴登堡总统对希特勒直接进行干预，兴登堡总统也同意对《重设公职人员法》的涉及范围进行限制，而希特勒的统治地位当时并没有得到确保，在某些方面还需显示出对总统的迎合态度；二是由于希特勒是一直相信那种诽谤犹太人的宣传的，即绝大多数犹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都是“逃避工作的人”和“躲在后方的猪猡”，以至于他认为这些例外条款只会涉及很少的犹太前线士兵，因而同意了这三项例外条款。然而“在这部法律颁布后却表明，由于这三项例外条款，仍有相当多的犹太人还能在他们的职业上继续工作几年。”参见Avraham Barkai, Vom Boykott zur Entjudeng, Der Wirtschaftliche Existenzkampf der Juden im Dritten Reich, 1933-1943, Frankfurt am main, 1987, p. 36. ）由于德国的大学教师过去一直属于在专业上进行自我管理并拥有法定资格的部属公职人员，因此，这场针对德国公职人员的“一体化”运动，在大学校园中也就体现为一场驱逐有犹太血统的、有民主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文化清洗运动。
    当大量科学家遭到解聘时，所有的德国大学却在4月22日向希特勒政府表达了集体的忠诚。这份在德国教育与科学发展史上最令人蒙羞的《德意志大学对阿道夫·希特勒以及纳粹主义国家的表白书》中写着：“这个民族的阳光再度照亮了自己。我们将建设和扩展伟大的元首所开创的事业，并全心全意地追随这个新的国家……我们已经宣布与那种没有土地和权力的思想神话脱离，我们看到了这种哲学的末日……我们认识到：维护我们民族科学的意志在未来将会被记载下来：这场纳粹主义革命不仅体现为一个不断成长起来的政党对现存权力的接管，而且这场革命将给我们德意志的存在带来全面的、翻天覆地的彻底变革！”（注：Bekenntnis der Professoren an den deutschen UniversitK5PC03.JPGten und Hochschulen zu Adolf Hitler und de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Staat, Dresden, 1933, pp. 9, 14, 28. ）
    在这种氛围中，德国的大学上演着一幕幕摧残文化的丑剧。其中最令人难忘的一幕发生在1933年5月10日夜晚：在柏林歌剧院广场上，纳粹德国人民教育与宣传部长戈培尔亲自到场，主持了一场“对一个世纪的德国文化实施的火刑”。（注：Jarrell. C. Jackman and Carla M. Borden, The Muses Flee Hitler, Cultural Transfer and Adaptation, 1930-1945, Washington, 1983, p. 38. ）在这场“焚书运动”中，狂热的柏林大学学生将一大批代表“非雅利安精神”的书籍扔进了火堆。这批书籍的作者包括从海涅、马克思、伯恩斯坦到普罗伊斯、拉特瑙；从爱因斯坦、弗洛伊德、卡夫卡到凯塞尔、克劳斯、雷马克、黑塞；从托马斯·曼、海因里希·曼到巴拉赫、布洛赫、赫夫曼斯塔、楚克迈尔、韦弗尔、布雷希特、奥策茨基、图霍尔斯基。短短几个月内，有近3000种书籍被列为禁书，并被从全国所有的公共图书馆中清除。焚书与清洗运动显示出纳粹党徒对人类理性成就的公开蔑视，更使人想起德国大诗人海涅的那句名言：“哪里有人在烧书，哪里最后就烧人！”（注：Trosten KK5PC02.JPGrner, Die Geschichte des Dritten Reiches, Frankfurt am Main, 2000, p. 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