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从大学校园开始的驱逐犹太知识分子的运动蔓延到所有的文化领域。1933年9月22日帝国文化委员会的成立以及10月4日《主编法》的颁布，使戏剧、造型艺术、音乐、出版、广播、电影、新闻领域里的“非雅利安人”遭到了驱逐。1934年8月2日兴登堡总统去世后，希特勒成为了至高无上的德国统治者，清除犹太人影响的行动继续升级。1935年9月15日颁布的《纽伦堡法》，彻底剥夺了所有犹太人的公民权，并禁止犹太人与雅利安人通婚。为贯彻该法，纳粹政权于同年11月4日下令废除了两年前《重设公职人员法》中的那三项例外条款。当有犹太血统的科学家被尽数逐出校园时，也就标志着德国犹太人在公共文化中影响的最后终结。
    在这场以种族和政治迫害为背景的文化清洗运动开始之初，诺贝尔奖得主、著名物理学家马克斯·冯·劳尔（Max von Laue）曾经勇敢地站出来，向纳粹当局抗议这场清洗运动给德国科学造成的损害。但是，希特勒是这样回答他的：“即使是为了科学，我们的民族政策也不会因此而撤销或改变。如果驱逐犹太科学家意味着现代德国科学的毁灭，那就让我们在以后的岁月里，在没有科学的状况下，推行我们的民族政策吧！”（注：Edward Y. Hartshorne, The German Universities and National Socialism, Cambridge, 1937, p. 112. ）
    这场始于德国大专院校中的文化清洗运动，给德国的科学带来了巨大损失。历史统计数字清楚地显示出德国科学潜能上的损失。
    第一场决定性的解聘潮发生于1933-1934年冬季学期以前，一年之内总共解聘了1145名大学教师，其中有313名正教授，109名额外教授，284名非公职性的额外教授，75名荣誉教授，322名编外讲师，11名练习课和外语课讲师，13名临时委托性的代理讲师和18名尚未被正式确立职位的人，占这一时期整个教师队伍7116人中的16.09％。在文化清洗运动来临之前，德国大学的各类正教授与额外教授总计为4482人，而首场解聘潮就涉及各类教授781名，即占整个教授集团的17.4％以上。（注：Ibid. , p. 92. ）
    第二场解聘潮发生于1935年9月15日《纽伦堡法》颁布后的一年中。到1936年9月，又至少有494名科学家遭到解聘，这些人是因1933年4月法律的例外条款而暂时保留在大专院校中的“非雅利安学者”，以至于从1933年4月至1936年9月，德国大学中被解聘的科学家总数达到了1639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正教授或额外教授，其专业领域分布如下：自然科学家497人（其中化学家165人，物理学家124人）；医学家459人；社会科学家392人（其中经济学家148人，法学家112人，历史学家53人，社会学家40人，心理学家27人，教育学家12人）；人文科学家291人（其中语言学家101人，艺术史专家62人，哲学家55人）。至此，解聘率上升到当时所有师资力量的33％以上。（注：Claus-Dieter Krohn, Wissenschaft im Exil, Deutsche Sozial-und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er in den USA und di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Frankfurt am Main, 1987, p. 19. ）
    第三场解聘潮发生于1937年1月26日颁布《德意志公职人员法》之后。到1938年初，在解聘了160多名“拥有非德意志配偶或非同种类配偶”的教师后，遭到驱逐的科学家已高达1800人，（注：Ibid. , p. 23. ）至此，德意志高校教师队伍的损失达到了39％，其中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的损失达到47％，远远超过了平均率，他们所在的学科也成为损失最大的学科。（注：Christian von Ferber, Die Entwicklung des LehrkK5PC02.JPGrpers der deutschen UniversitK5PC01.JPGten und Hochschulen, 1864-1954, GK5PC02.JPGttingen, 1956, p. 143. ）而在1938年3月吞并了奥地利后，同样的厄运也立即降临到400多名有犹太血统或有犹太配偶的奥地利科学家头上。到1939年整个纳粹德国大学教师岗位中的45％，已被纳粹党内不学无术的党棍们占领。（注：这45％的岗位中还包括正常死亡和退休者留下的空位，但接替这些岗位的，不是过去科学接班人队伍中的编外讲师，而是纳粹党的党干部。参见Horst MK5PC02.JPGller, op. cit. , pp. 41-42. ）
    从根本上讲，这些遭到解聘的科学家今后只有三种可能：完全改变职业、“内心流亡”、“肉体流亡”。对于遭到解聘的非犹太科学家来说，不同学科的人之间是有区别的。那些因为有犹太血统的配偶而失去大学岗位的化学家、物理学家等专家，只要不在政治上招惹是非、出头露面，不从原则上对政权表示怀疑，还有在工业或其他经济部门中从事工作的可能。
    而那些非犹太的人文、社会科学家，由于缺乏实践和实际技能等，遇到了更大的困难。在“内心流亡”的情形下，环境的对抗性迫使他们与这个社会分离。在不能参与公开的科学活动的同时，他们抵抗着政治上的压力，在孤立和秘密中继续着他们的科学活动。然而，“他们已经脱离了自己所熟悉的生活方式，迄今为止的科学和教育功能已被剥夺，过去与学生的接触、与同事的交流也被截断，因此，经济上的拮据，不可信任的环境，内心感受到的那种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和精神空气深深的敌意，是属于这些在‘内心流亡’中生活的原大学教师们的”。（注：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p. 13. ）纳粹极权独裁通过教育与宣传对私人生活的渗透越深，研究者个人的孤立化就越是尖锐。对政治事件的厌恶耗尽了他们的精力，这种精力在正常情况下本来是应该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结出丰硕果实的。总之，“内心流亡”实际上窒息了精神生产，“内心流亡者”的书桌是空的，没有手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纳粹时代没有真正知识分子的作品。（注：Rex Crawford, The Cultural Migration, Philadelphia, 1953, p. 12. ）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场文化清洗运动主要针对有犹太血统的科学家，他们占所有被驱逐者的90％以上。对他们而言，在社会上寻找其他工作的可能性基本是不存在的，其中的大多数人只能靠犹太人的社团组织提供的临时资助过着“内心流亡”的生活。（注：Kurt Düwell, Angela Genger, Kerstin Griese, Falk Wiesemann, Vertreibung jüdischer Künstler und Wissenschaftler aus Düsseldorf, 1933-1945, Düsseldorf, 1998, p. 8. ）尤其在1938年11月9日“帝国水晶之夜”后，当极为有限的“内心流亡”可能性也丧失时，他们除了逃离这个国家，没有别的选择。同样的局势也摆在极少数非犹太的、坚持民主思想的、过去积极参与政治并遭到解聘的人文、社会科学家面前，因为纳粹政权是同样将这些人视为敌人进行迫害的。因此，对于这两类人来说，要想求生，最后就只剩下“肉体流亡”，即流亡国外这一条路了，否则等待他们的就是集中营与死亡。
    从这个意义上说，1933年4月开始于德国大学校园中的这场文化清洗运动，本身意味着讲德语的知识难民流亡潮的开端。当然，并非所有受威胁者在1933年都立即理解了局势的严峻性。许多人最初仍然留在德国，并在“内心流亡”中期待着局势能发生逆转，只是到纳粹专制进一步得到巩固后才被迫逃离这个国家。正因为如此，这场知识难民潮伴随着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日益恶化而继续，并在1938年11月“帝国水晶之夜”后达到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