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国高校“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
    1933年4月纳粹德国的《重设公职人员法》出台后，美国《纽约时报》和其他报纸一直在关注和报道德国大学里强行解聘科学家的事件，美国公共舆论表达的政治同情几乎毫无例外地站在被驱逐者一边。5月初，美国思想界的领袖人物之一、纽约国际教育研究所所长斯蒂芬·达根本着“科学与教育没有民族和意识形态界限”的信念，发起并成立了“援助外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1938年4月德国吞并奥地利后，该组织更名为“援助外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目的在于：“挽救那些因纳粹暴政而被从欧洲大学中驱逐出来的学者的知识和研究才能，为美国的科学和教育服务”。（注：Stephen Duggan and Betty Drury, The Rescue of Science and Learning, The Story of the Emergency Committee in Aid of Displaced Foreign Scholars, p. 60. ）7月5日，142位美国大学校长呼吁对流亡的犹太科学家以及天主教徒给予资助。紧接着，7月13日，一个以康奈尔大学校长利文斯通·法兰德（Livingstone Farrand）为主席的“美国大学援助委员会”也宣告成立。由于这些大学都很穷，因此法兰德首先呼吁非大专院校的私人组织和机构给予帮助。（注：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p. 48. ）
    “美国大学联盟（American University Union）”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家巴格斯特尔·柯林斯（Bagster Collins）清楚地认识到，这场由纳粹政权发动的文化清洗运动为美国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次良机，因而于1933年10月他亲自前往欧洲进行实地调查。归国后于10月20日给紧急委员会主席斯蒂芬·达根写了一份报告。报告特别谈到了他的担忧：“美国高校对参与这场高质量人才分配的紧迫性的认识，可能会来得太迟”。因为“在此期间，1933年5月在伦敦为拯救德国科学家而成立的‘学者援助委员会’已经显示出极大的现实意义。在当前这场对250名流亡科学家进行的国际性分配中，它已成功地将140名科学家分配给了英国的大学，而被分配到美国的只有43名，他们中的14名到了‘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可供分配的至少还有800人。但是，已有30人被苏黎世成立的德国难民自助组织‘在外国的德意志科学家紧急共同体（Notgemeinschaft deutscher Wissenschaftler im Ausland）’分配到了伊斯坦布尔大学”。（注：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 p. 28. 那些并没有大规模接受德国犹太难民的国家，也能对这场科学流亡产生特别的意义。例如，土耳其的凯末尔政权，就没有对利用外国专家的帮助在各个领域中克服这个国家落后面貌的必要性视而不见。恰恰相反，从1933年到1945年，它总共接受了约200名无家可归的德国科学家。参见Kurt Düwell, Angela Genger, Kerstin Griese, Falk Wiesemann, op. cit. , p. 22. ）
    为争取更多流亡科学家前往美国，巴格斯特尔·柯林斯、斯蒂芬·达根、利文斯通·法兰德之间进行了紧急的联系，动员“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以12000名美国大学教授的名义，于1933年12月12日发出了一份针对德国大学中暴政的抗议：“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对美国信奉的自由基本原则受到威胁感到深深的不安……从长远看来，没有这种自由不可能完成高质量高水平的大学工作。因此，本委员会表示坚决的反对。在那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欧洲国家里，首先在德国，它曾经如此长久和令人崇敬地通过特别的保护，体现着教学和研究的自由，这个最高原则现在被牺牲掉了，并被置于政治和其他考虑之下，而这些考虑对于纯粹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来说是无关紧要的。本委员会并不想对无论哪个民族的政治生活或理想发表意见，但从长远来看，科学已经被国际化了，精神生活的条件在任何一个重要国家里都是与每个人的人权联系在一起的。”（注：Stephen Duggan and Betty Drury, op. cit. , p. 182. ）
    尽管某些美国科学界的领导人物变得活跃起来，但是直到1935年1月1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安置的447名德国流亡科学家中，只有95人被安置到美国，而且其中只有29人在美国高校中获得了长期固定的岗位。（注：1935年1月1日以前，流亡的德国科学家在大英帝国、法国、荷兰、巴勒斯坦、土耳其、美国获长期岗位者分别为49、3、1、24、37、29人；获有限期岗位者分别为172、40、24、1、1、66人。参见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 p. 23. ）
    与英国高校狭窄、有限的体制相比，正在经历着巨大扩张的美国高校体制，为流亡科学家提供的长期固定岗位的数量实在是太少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29人中有14人，即一半左右被安置在“社会研究新学院”，而且这种比例直到1939年战争爆发以后才逐渐发生了变化。（注：Maurice R. Davie, Refugees in America, p. 314. ）“社会研究新学院”只是一所设在纽约的小小的成人高等学院，竟然能在为流亡科学家提供的长期固定岗位中占据几乎一半的份额，这充分说明，当时的美国其他高校采取了多么克制的态度，这种克制态度暴露出美国科学界在接受德意志流亡科学家的问题上显然存在着某些矛盾的倾向。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科学界的领导人通过报刊表达的政治同情，已经为接受德国流亡科学家营造了一种积极的气氛，也唤起了大量完全是非官方的、私人性援助的意愿。而且从传统上讲，德国的教育以及大学体制也一直在美国享有极高的威望。许多美国科学家都曾在作为世界科学和文化中心的德国大学留过学，而且某些美国大学，如霍布金斯大学，就是仿照德国大学的模式建立起来的。不少在德国培养成才的美国科学家，此时成为聘用德国流亡科学家的积极分子。在新政智力启动的背景下，“他们尤其表现出对社会科学理论问题的特别兴趣，而这样的理论问题正是那些在魏玛共和国中体现着现代主义精神的更年轻的德国科学家们热烈讨论的，如今，恰恰这些人最先遭到了纳粹政权的驱逐。”（注：Dietrich Goldschmidt, Transatlantic Influences, History of Mutual Interactions between American and German Education, Albany, 1983, p. 1. ）因此，不少美国科学家看到了接受德国流亡科学家对美国科学发展可能产生的促进作用。
    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向孤立主义的撤退决定了美国整个社会的公共舆论。民意测验一再表明，2/3的美国人都反对松动1924年《移民法》中有关移民限额制的规定；再加上民主党内部南方州派别的强大压力，罗斯福总统只有很小的行动余地。在其他国家都对大规模接受德国难民表现出拒绝态度时，罗斯福总统也越来越担心，“如果美国对移民限额制进行松动，必然导致中欧难民更强烈地涌入美国，也会鼓励纳粹德国采取更强硬的手段来反对犹太人和政治上的持不同政见者，甚至会刺激其他国家采取类似的措施”。因此美国有关移民限额的规定一直没有松动，在全世界眼中，“美国对德国流亡者的冷漠是最具有典型性的”。（注：Kurt R. Grossmann, Emigration, Geschichte der Hitler-Flüchtlinge, 1933-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69, p. 9. ）
    当然，本着美国传统的移民政策中的“才能优先原则”，1924年《移民法》第四条第四款也做出了这样的规定：“申请移民美国前，担任过任何教会神职人员达两年以上并在入境后继续担任这种职务的移民，或是在学院、研究机构或大学任职的教授及其配偶，以及与其同行或寻求团聚的未满18岁的未婚子女，属于非限额的范围”。（注：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p. 46. ）因此，外国科学家获得入境美国的签证条件是：有一份与美国高校签订的有关工作安排的合同证明，以及一份能证明自身曾在出生国至少从事过某一学科中两年教学工作的证明。但是，孤立主义浪潮同样影响了美国的高校环境。当有多年教学实践经验的科学家并不缺乏时，美国高校便从1920年代末开始实行严格的外聘限额制。社会上那种对来自欧洲的颠覆破坏、渗透活动的担忧也同样在大学里蔓延。1933年以后，首先是那些有日耳曼血统的科学家，尤其是那些在美国中西部小型大学中的日耳曼语言文学家，组成了一个声势不小的反对接受犹太科学家的院外活动集团。直到1935年3月，他们仍然将遭到纳粹政权驱逐的德国高校教师斥为“社会主义的第五纵队”和“国际谅解的捣乱者”。（注：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 p. 29. ）
    这种“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怖症”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后果得到了加强，大萧条以及由此引起的失业浪潮在高校职业中也有强烈的反映。大量独立的学院和大学都必须采取重要的节约措施。1930-1933年间，在27000名美国大学教师中，已经解聘了2000多名，几乎占全部大学教师的10％。（注：Maurice R. Davie, Refugees in America, p. 302. ）在这种情况下，凡能避免解聘和减少工资的地方，通常也是缺乏手段来聘用附加性教学力量或创造新岗位的地方。甚至在那些能避免解聘和减薪的地方，德意志竞争者的涌入也是被年轻的讲师视为自己晋升机会的一种威胁来看待的。（注：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p. 49. ）
    在高校里，对自身地位的担忧，传统孤立主义的影响，对德国事态发展的无知，汇合成一种混乱的愤慨，并首先在反犹太主义的倾向中找到了表达。例如，1933年5月，当“社会研究新学院”院长阿尔文·约翰逊（Alvin Johnson）向他的同事说明，需要为遭到驱逐的德国科学家建立一所“流亡大学”时，许多人表示不愿给犹太人在美国一个哪怕是最小的机会，而另一些人嘲笑道：“在这些德意志人中寻找一流科学家的期望可能会落空，因为他们绝大多数只是犹太人或社会民主党人。”（注：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 p. 30. ）因此，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甚至在1938年希特勒吞并奥地利、美国那些热情工作的援助组织准备应付第二场大难民潮时，许多美国大学却在有目的地破坏这种努力。一份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发给各大学的“对使用流亡科学家有哪些兴趣？”的调查表，不仅退回的数量大得惊人，而且大多还强调：“我们不认识他们，也不需要他们！”（注：Investigation of Rockefeller Foundation, 10. 9. 1938,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以下简称RFA）， Record Group 2, 185/1324. ）
    美国高校中的这种反犹主义倾向，或是通过犹太人的外貌，或是通过民族习惯上的差别，或是通过个别流亡者的行为举止来获取认知的。它使许多德国流亡科学家很快认识到自身作为“犹太人”和“外来新移民”的“双重不利条件”。在欧洲，这些流亡科学家受到了肉体上的粗野威胁，而在美国，他们又面临着对人的尊严委婉的拒绝，以至于流亡美国的德国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茨·诺伊曼从自尊的角度出发，认为“德国的反犹太主义比美国还少些。”（注：Lewis A. Coser, Refugee Scholars in America. Their Impact and Their Experiences, p. 71. ）甚至连像詹姆斯·弗兰克（James Franck）这位1925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竟然也被霍布金斯大学的反犹校长、日耳曼语言学家艾塞阿·鲍曼（Isaiah Bowmann）强令逐出校园。（注：Jarrell. C. Jackman and Carla M. Borden, The Muses Flee Hitler, Cultural Transfer and Adaptation, 1930-1945, p. 198. ）由此可见，在美国对流亡科学家的接受，与其说是资金问题，还不如说是日益增长的反犹主义的情绪问题。
    许多援助组织出于策略上的考虑，都采取了这种态度：在与其他国家的援助组织达成跨国协定方面保持中立。这种策略考虑竟然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1933年11月在接受经济法专家阿尔图·努斯鲍姆（Arthur Nussbaum）的问题上，就连洛克菲勒基金会驻巴黎办公室的代表特蕾西·B. 基特里奇也认为，必须向那些可能对他感兴趣的美国高校小心翼翼地指出，他“长有相当明显的犹太人的外貌”。（注：Tracy B. Kittredge to Sally H. Walker, 11. 22. 1933, RFA, Record Group 1. 1, 717/113. ）那位1932年才受聘于哈佛大学的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A. 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也曾想到要建立一个临时性的援助组织，以便能为那些受到危及的德国同行做出安排，但由于考虑到哈佛大学里的情绪，他也只能表示“尽可能少地要犹太人”。（注：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 p. 30. ）
    这就使人很难断定，是否真实的政治道义感或赢得最优秀人才的国际竞争压力决定了那种资金上的帮助。无论怎样，美国的援助组织，如果不想故意激怒大学中的仇外或反犹情绪，就必须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扮演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