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决定科学家流亡方向的基本因素
    一份有关1933-1945年间讲德语的流亡科学家的调查表明，在所有2200名遭到驱逐的德、奥科学家中，大约有1400人最后选择了流亡，（注：在德、奥两国中，因配偶问题而遭到驱逐的非犹太科学家约有200多人，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者选择了流亡。逃离纳粹德国的科学家绝大多数是生命受到威胁的有犹太血统的人，但是，遭到驱逐的有犹太血统的科学家当中，除了因各种原因而死亡的人以外，仍有约500多人最后没有流亡出去，他们往往是一些年纪偏大的老教授和老讲师。这些人在1942年1月20日柏林“万湖会议”后，被送往距离布拉格以北60公里的特雷西娅斯塔特“隔都”，在那里，他们与来自欧洲各国没有流亡出去的犹太知识分子一起惨遭杀害，只有极少数侥幸者逃脱了死亡。参见Kurt PK5PC03.JPGtzold und Erika Schwarz, Tagesordnung, Judenmord. Die Wannsee-Konferenz am 20. Januar 1942, Berlin, 1992, p. 107. ）而他们当中只有约31％的人将美国作为流亡首选国，将其他国家作为流亡首选国的比率为：21％选择了法国，14％选择了英国，11％选择了瑞士，选择意大利和巴勒斯坦的各占6％，还有11％选择了其他国家。（注：Horst MK5PC02.JPGller, op. cit. , p. 49. ）就是说，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将邻近的欧洲国家作为自己流亡的首选国。
    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涉及接受国所能提供的专业岗位的数量，涉及流亡科学家个人的具体条件，同时还涉及他们对整个局势的主观判断，而且，所有这些因素都是混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的。
    与一般难民不同，科学家难民的这场流亡能否成功，取决于他们能否继续发挥各自作为研究者和教育者的功能，从根本上讲，取决于接受国能否为他们提供在高校中的工作岗位。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高校，由于其社会等级上的封闭性，民族上的非灵活性，几乎完全退出了高校长期岗位提供者的行列。即使有少部分人流亡科学家，后来通过来自美国方面的资助，被安置在高校的短期岗位上，但从欧洲大陆沦陷的最后结果看来，这些国家只是充当了流亡科学家最初的临时避难所和继续流亡的过境国。因此，真正能接受流亡科学家并能让他们继续发挥研究者和教育者功能的，只有那些独立于国家、在聘用问题上更为自由的英国和美国的大学。在此，两个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是英美两国的大学究竟能创造出多少附加性岗位？二是英美两国的大学与德国的大学在结构和教育理念上有多大的相似性？因为惟有这种相似性才容易接受流亡科学家。
    20世纪30年代初，英国“只有16所大学和45603名大学生。到1938-1939年，也不过有50002名大学生。另外，在1935-1936年，英国的大学教师为3504人，到1938-1939年，为3994人。”（注：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p. 35. ）这种高校的不景气以及招生数量的停滞，直接构成了接纳德国流亡科学家最为严重的障碍。此外，英国大学的“民族精英教育理念”也明显地将它与德国的大学区别开来，这种理念将“培养国家领导者”作为其教师义务的首要目标，而纳粹时代以前的德国大学，受洪堡教育思想的影响，是将科学研究放在教师义务的第一位。加之英国大学研究生的招生规模极小，“博士考试和博士头衔直到1918年才开始引入。1930年代初，英国只有2100名研究生在攻读博士学位，这本身也对安置更多数量的德国流亡科学家产生了阻碍作用，因为德国大学教授最主要的讨论课（seminar）教学法历来就是专门为培养研究型人才设计的。”（注：Ernest Barker, Universities in Great Britain, London, 1932, p. 92. ）由此可见，英国只存在着一种缺乏灵活性的、狭窄有限的大学体制。
    所有这些并非意味着英国知识分子不准备帮助这些遭到驱逐的德国同行。恰恰相反，他们是最早对这些德国科学家表达同情并进行帮助的。1933年5月1日，在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帮助德国流亡科学家的私人性组织“学者援助委员会（Academic Assistance Council）”。该组织的目的在于：“为德国流亡科学家提供在大学和科学实验室里工作的可能性，以便使他们在英国国内和国外找到永久性位置之前的过渡变得更容易些。”（注：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p. 37. ）该委员会还于5月22日发表了一份由英国思想界的领导者和知名学者联合签署的声明：“我们筹措的款项，将首先用于保证那些遭受驱逐的教师和研究者的生计，并为他们在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中找到工作机会创造条件……我们惟一的目标是减轻苦难，捍卫教育和科学”。（注：Norman Bentwich, The Rescue and Achievement of Refugee Scholars, Den Haag, 1953, p. 10. ）但是，由于英国大学体制上的特点，这种帮助是有限的。它只能提供一些短期性岗位，而不能提供太多的长期性岗位。因此，对流亡科学家来说，英国仍然是首先作为收容港、过境国来发挥作用的。
    与其他任何国家相比，美国的高校体制在接受流亡科学家方面显然具有好得多的条件，因为它正处于不断扩张的过程中。“在1899-1900年，美国总人口为7599.4万，只有237592名大学生，总共占18-22岁年轻人中的4.01％。而到50年后的1949-1950年，美国总人口达到15069.7万，大学生的数量已上升到2659024名，即上升到年轻人中的19.27％。研究生的数量以更大的规模增长，它由1890年的2382人增长到1950年的237208人，即增长了大约100倍。”（注：Alex. J. Brumbaugh,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w York, 1948, p. 50. ）这表明，当1930年代初，纳粹政权在德国的大学里疯狂贯彻文化清洗政策时，美国的高校正在经历着一场从精英型教育向普及型教育的过渡。“到1930年，美国已拥有246所各类正规高校，以及总计为27000名授课者组成的教师队伍，其中12000名是教授。”（注：Maurice R. Davie, Refugees in America, New York, 1947, p. 302. ）显然，美国的覆盖整个大陆的高校网络，有着比狭窄、有限的英国高校多得多的空间供流亡科学家填充。
    然而，如此之多的美国高校并非都适合德国流亡科学家，在美国的自由学院、职业学院、大学这三种性质不同的高校中，自由学院是一种典型的“美国式创造”，它是整个高等教育事业最为重要的基础，所有的大学和绝大多数职业高校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但是，自由学院整个教学计划的重点放在普通教育上，因此，教师的教学能力通常比丰富的学识更为重要。这就使以德语为母语的流亡科学家很难适应，因为他们更适合指导那些更成熟的研究生，而不是对自由学院大学生的授课。（注：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p. 39. ）另外，重要的学科领域如法学、医学、企业管理等，在德国是作为专门学科而隶属于大学的，而在美国却被组织在职业高等学院中，这些学院或是独立的，或是划归给某大学的。除从事医学和自然科学的学者外，其他流亡科学家在这里很难找到接受的入口，因为这种教育是纯粹实用主义地以一种职业资格考试为目标的，也是排他性地根据职业要求设立的；加之职业要求在所有民族中又都是有区别的，因而对德国流亡科学家从事专业的适应能力提出了挑战。（注：Alex. J. Brumbaugh,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 1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