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9月14日，美国知名中国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教授因心脏病发作溘然长逝。费正清毕生致力于东亚尤其是中国研究，致力于发展美国的中国学，推动世界的中国学建设，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笔者与他有过多次通信往来，对他的史学思想稍有了解，深知在一篇短文中对他的学术成果和学术活动进行全面评价是不可能的，这里只想就费正清对美国中国学发展的贡献谈几点想法。
    开启一代新风的大师
    费正清是一位十分勤奋的学者。他一生笔耕不辍，独著、合著、编辑、合编的作品多达60余部，还有大量的论文及书评，确实是著作等身（注：费正清出版物的详细目录见哈佛大学普塞图书馆藏Paul M.Evan-s and George H.Stevens,eds.,The Writings andPuiblished Statem-ents of John King Fairbank:A Chronological Bibliography,1924-1989.）他的论著大致可分四类。第一类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他的一些学术论文及根据博士论文改写的专著《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1842-1954）是这一类著作的代表。第二类是主要为学生和从事东亚研究的学者编写的关于中国研究的提要目录和文献介绍，他与刘广京合编的《近代中国：1898年至1937年中国著述指南》（Modern C-hina:A Bibliography Guide to Chinese Works,1898-1937）、与邓嗣禹等合编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通考》（China's Respones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及《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研究指南》（Research Cuide for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是这一类著作的代表。第三类是为教育广大公众写作的关于中国及中美关系的著作，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当属《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从篇幅上说，第三类著述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占的分量最大。这类著作依据的是第二手资料，是充分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并把这些成果融会贯通在费正清自己的解释框架之中的产物。第四类是直接论述中美关系、提出政策建议的文章。这些文章与一般的时评文章不同。他总是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来阐述问题，论述当前问题的历史背景和来龙去脉，而不是就事论事。这些论文在发表以后多被汇集成册，如《中国：人民的中央王国和美国》（China:The Peop-le's Middle Kingdom and the U.S.A）、《认识中国：中美关系中的形象与政策》（China Perceived:Images and Policies i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等。总览费正清的上述著作，有以下两个明显特征。
    第一，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和实践。传统欧洲的汉学是以中国语言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这似乎是一种象牙塔中的学问，是为研究而研究，为学术而学术。当然这种为求知而求知也是需要的。但费正清的学术思想和实践与他们根本不同。他没有系统阐述过他的学术思想，但在1968年任第八十三届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演说中，他毫不讳言自己是主张经世治国的（注：陶文钊编选，林海、符致兴等译《费正清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5页。）。他相信，“研究应当具有实际的效用”，“学者的责任不仅在于增加知识，而且在于教育公众，在于影响政策”。他在自己毕生的学术研究中始终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强调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他也以这种观念影响他的学生，使他们感到自己肩负着把老师的这种“较少狭隘性而较好准备着了解东亚的自由的、现实的美国观念发扬光大”的责任（注：柯文、戈德曼编《纪念费正清》Paul A Cohen and Merle Goldman,eds.,Fairbank Rememberd,哈佛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179页。）。这是他的特殊经历及所处的特殊时代所造成的。
    费正清在牛津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后即返回哈佛任教，并从1939年起与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一起开设东亚文明课程。如果没有太平洋战争，他也许会在哈佛安安稳稳地做学者。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4个月，他被征召到情报协调局（战略情报局前身）工作，1942年9月至1943年12月在中国担任战略情报局官员并兼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这一职务使他有机会比较广泛和深入地观察中国社会，了解中国实际。他看到国统区通货膨胀严重，人民生活艰难，政府效能低下，官员文恬武嬉，知识阶层对现政权强烈不满，所有这些与国民党在海外进行的宣传相去甚远。他认为，国民党的统治“气数已尽，民心尽失”。这与当时美国驻华大使馆政治官员谢伟思（John S.Service）、戴维斯（John P.D-avis）等的看法不谋而合。同时他积极主张派美军观察组去延安，并与中共驻重庆办事处人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1944年回国时带回去的主要信念是：中国的革命运动是中国现实生活的内在产物，它不是CC系和戴笠的军统特务们的高压所能扑灭的。蒋介石拿不出什么能与之抗衡的思想武器。正如他在给国务院的一个报告中所说的：我们必须等待伟大的中国革命有朝一日终将发生（注：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陆惠勒等译，章克生校，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338、341等页。）。
    但当时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美国人太少了。而且恰恰是在1944年至1945年的冬春，在赫尔利（Patrick J.Hurley）来华之后美国越来越偏向于片面支持国民党，其对华政策由战时的扶蒋容共抗日向战后的扶蒋反共转变。1945年10月费正清再度来华，担任美国新闻署驻华分署主任，直至1946年7月。他亲眼看到国民党官员在接收中大发横财，以及国民党的腐败和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使以前支持国民党的上层阶级也与国民党离心离德。1946年7月，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先后遭国民党特务暗杀。费正清在战争期间就与西南联大的教授们有着特殊的联系，认为他们“代表了美国在华的一种投资和财富”，“是美国在华利益的象征”（注：《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225页；《费正清集》，第308页。）。李、闻遇难使他深感震惊，也使他对国民党的统治彻底失望。他愤然撰文，谴责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和“强盗行径”，同时指出，美国的对华政策正“面临着两难的选择”：“革命将危及我们的自由主义的利益，然而反动更是现时就破坏这种利益……我们似乎宁要反动的种种已知的罪恶，而不要革命的种种未知的危险”，但“如果我们盲目地反对革命，那些我们终将发现自己将被群众运动赶出亚洲。”（注：《1946年：我们在中国的机会》，《大西洋月刊》1946年9月号"1946:Our Chance in China",Atlantic Monthly,September,1946,译文参见《费正清集》，第308、310、320等页。）他痛感美国人对中国了解太少，美国对华政策“正在走下坡路，只是美国公众还没有领悟到”（注：《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375页。）。他要尽一个学者应尽的教育公众的责任。费正清把它作为自己毕生的工作，在撰写向公众普及历史知识的著述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努力。他把自己的博士论文放在一边，首先致力于《美国与中国》的写作，并于1948年出版。该书并没有像一般历史著作那样追求细节的翔实，而是提纲挈领地简略介绍中国的自然环境、历史演变、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以及中美关系的过去和现状，这样的介绍正符合对中国和中美关系了解不多的美国公众的需要，在当时出版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此后，他又不断补充修订，在1958、1971、1979、1989年分别出了第二、三、四、五版，发行了数十万册，成为西方有关中国问题著作中最畅销的作品之一。后来尼克松（Richard M.Ni-xon）在准备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时，《美国与中国》也是他了解中国与中美关系的二三种参考书之一。虽然费正清本人谦虚地把它称做“众所周知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普及性读物”，但恐怕很难举出其他任何一种著作在美国人了解中国方面起了比它更大的作用。在他的笔下，“历史变成了活生生的东西”。每一次出版，费正清都要根据当时的情况注入新的内容，如在1970年完成第三版时，他写道：“由于我们在越南的轰炸，美国生活中出现了道德灾难”，美国卷入越南，像以前卷入中国一样，是“灾难性的，无结果的”，“不会取得胜利的”，而只会增添“羞愧和耻辱”（注："Preface" to third ed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pp.Ⅸ-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