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有成效的学术企业家
    虽然40年代以前美国在中国学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总的说来，直到太平洋战争之前，美国不仅没有东亚研究的传统，也没有支持这一研究的基础设施。从事东亚研究的专业学者不过50人，东亚研究领域与家庭手工业十分相似；中国研究更是不成气侯，来华传教士的一些著作成为当时最主要的中国研究成果，如恒慕义（Arthur Hummel）的《清代名人传略》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美国不曾有任何一所大学有像样的中国历史专业，中国研究处于传统的欧洲汉学的樊篱之中。哈佛的情况也一样，校方的注意力放在西方文明上，对亚洲研究的兴趣仅仅在于它能显扬西方文明，几乎没有一个博士生是以东亚史为专业的。所有主要的汉学家都来自巴黎，东亚研究竟成为法国文化的一个分支，要研究汉学，首先要精通两门欧洲语言，然后再学习古汉语。中国研究分散在历史系、远东语言系和其他一些系和专业，仅有的几个学者各搞各的，互相之间缺乏交流和配合，完全没有形成阵营，“几乎连少数这方面专家之间的合作基础都不具备”。人们对近现代中国更是很少兴趣，当时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叶利绥（Seri Eliseeff）公开宣称，对179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研究已越出历史学范畴，只能归于新闻（注：《费正清看中国》，第52、65-68页；并见徐国琦《略论费正清》，《美国研究》1994年第2期，第75页。）。
    当费正清1936年应聘到哈佛任教时，他立即主张打破传统汉学的束缚，重视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他决心以哈佛为阵地，充分利用哈佛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及哈费的名望，建立一个新的领域，一种中国研究的新模式。战后，他的志向更有发展。从1936年到退休的1977年间，他推动了数以百计的与中国问题有关的学术研究项目，对促使美国的中国研究成为一个系统的、影响深远和成果丰硕的学科起了比美国任何学者都更大的作用。费正清是美国中国学的“创建之父”乃是美国中国学界的一个共识。
    1937年春天，费正清首次在哈佛开设了历史课程“1793年以来的远东史”，第二年他开设了使用清朝文献资料的研究班讨论会。他以与邓嗣禹合写的3篇文章作为编写教材的起点。1940年又写成《清朝文献介绍提要》，先是油印供学生使用，1952年才由哈佛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1946年他重回哈佛后，立即着手进行中国研究的组织工作。是年，哈佛大学创立国家和区域研究专业委员会，包括9个研究部门，以扩大对非西方世界的研究。1946年至1949年费正清指导中国及其外围地区的区域性研究计划，该计划除培养本科生外，还设有一个硕士点，用两年时间学习语言，接受训练，完成一个具体的研究项目（注：《费正清看中国》，第66-67、225页。）。
    费正清本人是历史学家，但他深知近代中国研究是一种综合性、跨学科的研究，仅靠历史学家是不够的，因此他不但不排斥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专家，而且想方设法罗致社会科学家来哈佛充实教学力量。中心的现任主任傅高义（Ezra Vogel）就是社会学家。费正清还把年轻的政治学家斯卡拉皮诺（Robert Scalapino）请到中心。他深知法学专家对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性，因此力图从哈佛法学院吸引毕业生到中心工作。当他在伯克利遇到杰罗姆·科恩（Jerome Cohen），知道后者正在学习中文和中国法律时，便立即促成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邀请科恩去哈佛做访问学者，并打听在世界各地是否还有研究中国法律的学者。费正清还一直努力想在东亚研究中心设立一个经济学教授的职位。但哈佛大学经济系却不同意，理由是经济系不应与某个专门学科联系起来，尤其不应成为区域研究的一部分。直到1960年经济系才同意派一位经济学家去东亚研究中心。费正清见到26岁的经济学家帕金斯（Dwight perkins）如获至宝，马上给他一个讲师职位，并为他写了许多给日本、台湾、香港学者的介绍信，让他去亚洲各地考察（注：《纪念费正清》，第162、164-165页；《费正清看中国》，第286页。）。在他以及赖肖尔、叶利绥的积极努力下，哈佛大学部分学者组成了“国际研究和区域研究教授委员会”，使原来互不相干的教授们捐弃门户之见，打破学科界限，汇聚到一起，通过讲座、讨论和特定的合作项目，互相交流、补充，促进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由于这个委员会的组织和协调，中国研究逐渐发展为包括对亚洲的人口、社会流动、思想潮流、文化演变、经济体制、税收政策、科举制度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等方面的众多课题进行综合研究的学科，而历史系又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因为历史学便于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经过费正清等筚路蓝缕，竭力倡导，一种多学科、跨学科的区域研究模式逐渐在哈佛发展起来。
    费正清在给一本书的序言中写道：“一个国家也和个人一样，是会发疯的。”（注："Preface"for Gary May,ChinaScapegoat.The Diplo-matic Ordeal of John CarterVincent.Washington,DC.New Republic Book,1979.）
    他说的美国的发疯就是50年代初的麦卡锡主义的横行。费正清由于坦率发表了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见解，自然在劫难逃。他被指责为是“丢失中国”的四个约翰之一（其余三个约翰是谢伟思、戴维斯、范宣德John Vincent），“是老牌的共产党的辩护士”，甚至有说他是共产党员的。费正清在参议院国内安全委员会作证时驳斥了对他的无端指控，他还公开支持和保护与他共过事的外交官柯乐博（O.Edmund Clubb）和那三个约翰，并毫不犹豫地为另一东方学家拉铁摩尔（Owen Latimore）辩护。谢伟思说：“对我们这些遭到攻击的人来说，他那清楚明白的作证，镇静自若的态度，以及始终不逾的友情是在艰难岁月中对我们的鼓舞和巨大帮助。”（注：《费正清看中国》，第129、175、180页；《纪念费正清》，第25页。）从1950年起，他受到联邦调查局的调查，5年后，这一调查的卷案已达1000多页。他虽然也受到迫害，如拒绝发给护照，限制旅行，不许到军事学院等处讲课，但幸运的是，他的遭遇远比谢伟思、范宣德等外交官，甚至比拉铁摩尔等学者为好。由于校方的支持，他的工作没有中断。麦卡锡主义对他的冲击是巨大的，但他并没有因此远离政治，改变初衷，放弃中国研究。相反，他认为麦卡锡主义之所以能在美国猖獗，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美国人对东亚的历史和现状太无知。由此，他更感到在美国发展中国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费正清后来回忆道：“在中国问题上回击麦卡锡主义必须依靠教育。由于在‘丢失中国’的问题上我受到公开的指责，我便下定决心，持久地负起教育美国公众的义务。”（注：《费正清集》，第423页。）
    1955年春，费正清大胆地在哈佛安排了关于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和近代中国经济的研究项目，成功游说卡内基基金会对前一项目资助20多万美元，福特基金会对后一项目资助27.8万美元，并在两年后得到30万美元的追加拨款。这两个项目为1956年在哈佛大学正式建立东亚研究中心准备了必要的财力和研究人员。费正清担任该中心的第一任主任，并一直任职达20年之久。1959年，费正清在其助手林德贝克（John Lindbeck）的协助下，编制了未来10年的详尽的研究计划，并以哈佛对开展当代中国研究负有国家义务为由，又争取到了福特基金会75万美元的资助，该基金会还为在社会学系设置一个教授职位拨款41.6万美元，为在历史系设置一个研究日本的永久性职位拨款20万美元（注：《费正清看中国》，第232、235页。）。50年代初，中心设有学制为两年的“区域研究--东亚”硕士班，每年培养约14名硕士研究生。1955年，东亚研究专业（历史和语言联合）开始招收博士生，当年就招收了26名（1975年达到70名）。约有25名教授在研究中心的执委会工作，在1955年到1975年的20年间，约有200名研究人员和学生获得资助，另有60名研究人员不享受资助，而是来利用这里的研究条件。半数以上的研究人员和学生不是在美国出生的，他们来自亚洲及欧洲各国，使东亚研究中心具有了真正的国际性质。在此期间，有60多人在东亚研究中心获得历史和东亚语言学位，在哈佛其他各系科获得东亚博士学位的则有275人左右（注：《费正清集》，第426-427页。）。哈佛的东亚研究中心成为全美国中国研究的先驱。到70年代，在哈佛取得东亚研究博士学位的学者占据了美国七八十所大学的讲坛，有时同一个地方就有好几位，如密歇根州安阿伯就有6名。有人评价说，费正清所创立的学派只有法国的年鉴学派才能与之相比（注：《纪念费正清》，第112页。）。有统计称，他在哈佛培养了几千名学生，包括100多个在他的监督下取得博士学位的学生。美国著名东亚问题专家斯卡拉皮诺称费正清是“美国中国学方面最大的学术企业家。”（注：《费正清看中国》，第210-21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