诲人不倦的导师
    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之所以能吸引大批优秀学生，除了费正清筹款有方，他作为导师的个人魅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至今，他的学生们，如今美国各大学中国研究的带头人们，仍然满怀深情地回忆起他们导师的关注与教诲，许多学生称他是“父亲”或“教父”。
    当时哈佛大学的教授大多是难以接近的，令学生敬而远之。费正清却平易近人，学生要找他求教或商量问题，他从不拒绝。他慷慨地让他的研究生使用他的书房，只是用过的书必须放回原处。许多人就是在他的书房里开阔了眼界，知道了中国研究的山外青山。费正清对学生十分负责。学生交给他的论文，他常常在48小时之内返还，并附上整整一页或两页的批语，从内容、风格到标点符号的使用都提出具体意见，或者先把论文还给学生，过后再给书面意见。有的评语很具体，比如：“不要什么事情都说两遍”；有的则相当辛辣，比如“这不是写给家庭妇女看的”（注：《纪念费正清》，第122、107页。）。
    费正清并不企图支配、控制学生，但他总是让学生们感觉到他的存在，感受到他的影响。他让学生自己认识到该做什么，让学生自己提出想法，然后他再提出意见和建议，使学生的计划变得更加合理和完善。他的学生柯文（Paul A.Cohen）记得，费正清是如何谨慎地激发他对美国在华传教士问题的热情，“他巧妙地把诱饵装在钩子上，于是我一点一点地去咬”。他的学生、徐继畬研究专家龙德威（Fred Drake）称，费正清改变了他的生活。费正清常对他的学生说：“搞中国研究是件容易事！只要你跨进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与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学之间的第一层就行了，这就像一架自动钢琴。”（注：《费正清看中国》，第212、125页。）他就是把学生一个一个地领进第一层，然后指引他们一层一层地往上攀登。
    费正清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营造自由讨论的学术空气，把众多弟子笼络在他的周围，他特别得意的办法是星期四下午的茶会。每星期四下午5时，他家里总是高朋满座，他和夫人费慰梅（Wilma C.Fairbank）以茶点招待哈佛的同仁和学生，以及从外地来的访问者。在茶会上没有长幼尊卑之分，外国学生可以借此练习英语，人们可以自由讨论各种问题，交流信息，切磋学术，结交朋友。有时他会给一些同仁或学生发来书面邀请，但没有被特别邀请者同样受到欢迎，来者不拒。周四下午茶会成为费正清雷打不动的制度，保持了33年之久。费正清自己认为“这些茶会帮助我的学生组成了一个友好相处、志同道合的共同体”，是他一生中最值得记忆的“发明”（注：《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174页。）。
    费正清深知出版研究成果对培养人才和发展中国学的重要性。为此他筹集款项，从1956年起出版哈佛东亚研究丛书。在第一个10年共出版了37种，第二个10年出版了103种，1970年和1971年出书最多，共43种，创造了每月两书的记录。其中4/5以上的著作是关于中国的（注：《费正清集》，第428页。）。费正清对许多书稿给予认真的指导。田纳西大学教授郝延平1962年开始做关于19世纪中国买办的论文。他每写完一章，费正清就拿走审阅，并必定在第二天早上送回。费正清对整个论文的结构、内容、文字都提出具体意见。1965年论文完成后，费正清又安排他去英国做了一段时间的研究，1968年又让他再做修改，并说：“你能使这篇论文成为一本很好的书。只要再稍做努力，你就能使一本‘好’书成为一本‘很好’的书。”费正清读过郝延平的修改稿后写道：“你的书稿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这是一项真正的成就，我祝贺你。”一本高质量的专著就这样诞生了（注：《纪念费正清》，第115页。郝延平的专著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东西方之间的桥梁》Hao Yanp'ing:The Comprador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Bridge Between Ea-st and Wes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对于外国研究中国的年轻学者，他同样给予关注和扶植。以色列学者史扶邻（Harold Z.Schiefrin）想研究孙中山，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从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给费正清写信，使他喜出望外的是，费正清立即回了一封长信予以鼓励，并提出具体建议；接着又给他寄去许多参考书，有的是从香港寄去的。然后，费正清又邀请他到哈佛去做研究，终于使史扶邻得遂心愿，写成关于孙中山的专著，成为国际知名的孙中山专家（注：《纪念费正清》，第201-202页。史扶邻的专著即《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Harold Z.Schiffrin: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0.）。
    为了培养和鼓励年轻学者，费正清还撰写了大量的书评。书评在他的著作中，尤其是后期的著作中占了相当大的分量。他常常把具有类似内容的几种书合在一起评论，比较它们的优劣，指出各自的长处和短处，进而借题发挥。比如在《毛泽东为新的教育制度而斗争》一文中，他把昂格尔（Jonathan Unger）的《毛泽东治理下的教育》、苏珊·舍克（S-usan Shirk，谢淑丽）的《竞争的同志们》以及泰勒（Robert Tyler）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政治与大学的入学》3种书合在一起进行评论，肯定了前两者把对出版物的研究与调查研究结合起来的方法，批评了后者完全在图书馆里做研究，“未能立足于事实的基础之上”，“采用了不完全的数据和估计”等等。同时指出，要了解中国的现在，与其去把中国与别的国家（比如加纳）进行比较，不如从中国自身出发进行研究（注：《费正清集》，第295-299页。）。
    费正清与我们中国学者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观察问题的方法，他的有些看法与中国学术界的观点比较接近，有的则与中国史家的观点相去甚远（注：参见《费正清集》前言。）。这种现象在海外中国学中是相当普遍，也是很自然的。百家争鸣的原则应当既适用于中国学者，也适用于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之间。
    在《费正清集》的《序》中，费正清以十分简单的话语表达了非常深刻的思想。他写道：“今天我们全都进入了同一个世界……我们的生存大体取决于各国人民进行合作的程序。”（注：《费正清集》，第4页。）他相信，中美这两个国家及其代表的文化是能够共存的，关键在于相互了解。他毕生的事业，归根到底是为了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他的一个始终不渝的信念是，如果美国人需要一个更安全的未来，那么就要使他们了解中国，并且用这种知识来认识中美关系（注：《费正清看中国》，第9、2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费正清的这种观点具有越来越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