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唐书》问世，便不断有纠谬、辨证之作推出。进而，以新、旧《唐书》两相对勘、合注。本世纪以来的研究，则多是对其某志、记周边政权的某传进行具体考证或笺注。近一、二十年，随着史学史学科的发展，研究《新唐书》又提出一些新的问题，如重修缘起、重修的时间和人员，史料来源及史学成就，甚至涉及到欧阳修、宋祁等人学术风格的异同，等等。但从宋代史学发展的角度出发，颇感对《新唐书》的研究还有待深入，故再对北宋重修这部唐史的一些问题作一点综合考察。
    一
    北宋太祖在基本结束五代十国纷争局面之际， 开宝六年（公元973年）下诏修“梁、后唐、晋、汉、周五代史”即《旧五代史》，注意力是放在从分裂割据的教训中寻找历史借鉴方面，而对唐代的历史经验教训并不怎么关切。直至仁宗前期的70年间，整个修史重点始终放在五代十国史和本朝史两个方面。仁宗“好文”，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与监修国史王曾论“先朝美政”，认为“两《汉书》文辞温雅，《唐书》殆不能及也”〔1〕。此时， 仁宗论史的着眼点仍不在唐朝的治乱问题方面。但一进入庆历年间，便再三提出重修唐史的问题，这是什么缘故呢？关于重修缘起的问题，先前的论述从政治需要方面谈得较多，对于学术风气的变化却注意不够。
    仁宗是北宋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当时潜伏的种种危机逐渐暴露，成为社会问题。对外，长期处于被动挨打的劣势；国内，民众反抗不断，财政空虚。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西夏入犯渭州，好水川一仗大败宋军。进而，又陷丰州，宋廷朝野震动。接着，便是范仲淹、韩琦、富弼等推行“新政”，力图挽救内外交困的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张方平数上“平戎策”。同时，最先明确提出从《旧唐书》中寻找可资借鉴的事例，说：“唐室治乱，于今最近。请节略《唐书》纪传中事迹，今可施行、有益时政者，日录一两条上进。善者可以为准的，恶者可以为鉴戒。”仁宗高兴地接纳了。此后，“遇事有当言，即取其类者以进。三五日不入，仁宗辄问其故。”时间一久，便命“取所录《唐书》奏御者，编次为一集留中”〔2〕翻阅。仁宗君臣面对内外交困的时局，向往唐朝“为国长久”，一致希望效法唐朝的典制、故事，掀起朝堂议政必引唐代故事的风气。这从《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记仁宗庆历以后朝议的内容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这方面的情况人们谈论较多，不再赘述。
    宋代中前期出现学术风气的新变化，对重修唐史是颇有影响的。自中唐以下，中国的学术无论在经学、文学、史学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出变革的趋势，并逐渐形成新的风气。史学上，显现出的是以《春秋》编年、褒贬义例治史、论史的趋向，极力抨击纪传体史书“叙事依违，失褒贬体”。但五代时期所修《旧唐书》，仍然因循唐代国史的遗风，较完整地保留着唐代史学的风貌。到了北宋仁宗前后，新的史学风气大有演变为主流的趋势，重修唐史日渐成为热门议题。仅仁宗一朝，在《新唐书》修成之前，已经出现一批以《春秋》义例褒贬唐代史事的著述。王沿《唐志》21卷，“所美，唐善也；所诎，唐恶也”〔3〕。 石介《唐鉴》3卷，自序称：“国家虽承五代之后，实接唐之绪， 则国家亦当以唐为鉴。臣逖览往古，靡不以女后预事而丧国家者，臣观唐最甚矣”，“故采摭唐史中女后、宦官、奸臣事迹，各类集作三卷，谓之《唐鉴》”〔4〕。梅尧臣撰《唐载》26卷，“多补正旧史阙谬， 乃命编修（新）《唐书》”〔5〕。这一新潮的代表，可谓孙甫《唐史记》75卷。 孙甫以“（旧）《唐书》繁冗、遗略，多失体法”，“治乱之本亦未之明，劝戒之道亦未之著”，遂“用编年之体，所以次序君臣之事”，自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至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草成，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删润成75卷。其书大为时人称赞，司马光曾为之作“书后”，欧阳修、苏轼等以其为旧史所不及。
    为什么改用编年、效法《春秋》会受到如此的推重？孙甫自己说得非常清楚明白：“《春秋》记乱世之事，以褒贬代王者之赏罚。时之为恶者众，率辨其心迹而贬之，使恶名不朽。为君者、为臣者见为恶之效，安得不惧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6〕这一说法， 大体表达了当时朝廷内外普遍的认识。一是认为当时近乎“乱世”，需要用《春秋》褒贬之法替皇帝进行“赏罚”；二是认为“时之为恶者众”，得靠《春秋》书法“辨其心迹”，使“为恶者”臭名昭著，以使“为君者、为臣者”能够“惧而防之”。
    如果说适应“新政”的需要是近因，那么适应自中唐以来出现的史风转变则可以说是远因了。两相结合，既重视唐代的治乱兴衰，又要以《春秋》褒贬之法认识唐代的历史，自然不会满意五代“乱世”所修《旧唐书》。从欧阳修为曾公亮起草的《进新修唐书表》中可以看出，在此时执政者的眼里，先前所修《旧唐书》“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贤臣、俊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以动人耳目，诚不可以垂劝戒、示久远，甚可叹也！”〔7〕这一切足以表明， 因《春秋》褒贬之法论史、修史已经势在必行，于是重修唐史的问题便提到朝廷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二
    重修《唐书》迁延时间长，人员变动大，前后经过复杂。自清以来，虽有较详的考察，但仍然有问题需加细辨。
    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六月《新唐书》全书告成，由提举官曾公亮领衔奏上，宋祁、欧阳修皆受到升赏。宋祁上《让转左丞札子》，追述修史经过说：“臣自庆历中受诏纂修，……历一十七年，书克奏上。”欧阳修上《辞转礼部侍郎札子》，也追述道：“检会宋祁、范镇到局，各及一十七年。”由此上溯17年，即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正合宋敏求的回忆：“庆历四年，贾魏公建议修《唐书》。始令在馆学士人供《唐书》外故事二件。积累既多，乃请曾鲁公、掌侍郎唐卿分厘，附于本传。”从庆历元年张方平“请节略《唐书》纪传中事迹”，至此演变为提供《旧唐书》以外的“故事”附于本传，实际上已经在作重修列传的准备了。贾魏公、曾鲁公，即贾昌朝、曾公亮。“掌侍郎唐卿”，指掌禹锡，字唐卿，因以工部侍郎致仕，故称“掌侍郎”，《宋史》卷二九四有传。今有以“掌侍郎”、“唐卿”为二人者，实在是不应该的失误。庆历五年五月，仁宗下诏组建书局，“命四判馆、二修撰刊修”，仍如宋敏求所说：“时王文安（尧臣）、宋景文（祁）、杨宣懿（察）、今赵少师（）判馆阁，张尚书（方平）、余尚书安道（靖）为修撰。”〔8〕闰五月，又命曾公亮、赵师民、何中立、宋敏求、范镇、邵必等6人“并为编修《唐书》官”〔9〕。宰相、监修国史贾昌朝为提举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