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着重说一说《新唐书》采录《太平广记》的问题。太平兴国三年，500卷《太平广记》纂成。六年，诏令镂版。镂版本颁行天下后，言者以为“非学者所急”，遂“收墨板藏太清楼”〔32〕。这说明，其书在诏修《新唐书》之前已有刻本，只不过未得广泛流传。但编纂《新唐书》用作参考书，是不会成问题的。前文已叙，新书增旧书331传。经对照，可以认为采录《太平广记》者不少于30传。新书列女传增旧书22传，有9传采自《太平广记》。一种情况如房玄龄妻卢、 符凤妻玉英、高愍女、殷保晦妻封绚、周迪妻等传，分别迻录《太平广记》卷二七○《妇人一》卢夫人、符凤妻、高彦昭女、封景文、周迪妻等条原文，几乎只字不差。另一种情况如李畲母、贤贞节妇李、高叡妻秦、段居贞妻谢等传，分别据《太平广记》卷二七一《贤妇》李畲母、邓廉妻、高叡妻，卷四九一谢小娥传等条缩写而成。其它所增20余传，采录《太平广记》的情况，一是节录原文缩写而成，如新书卷一○六石仲览、卷一二○崔碣、卷一九一吴保安、卷一九五章全益、卷二○二郑相如，卷二○四袁客师、杜生、浮屠泓、罗思远，卷二○七严遵美等传，分别节录《太平广记》卷一四七高智周、卷一七二崔碣、卷一六六吴保安、卷一六八章孝子、卷八二郑相如（卷一四八郑虔略同）、卷二二一袁天纲，卷七七杜生、泓师、罗思远，卷一四五严遵美诸条；二是兼采《太平广记》所记，充实到传中，如新书卷一一二石抱忠、卷一八六杨晟、卷二○○郑钦说、卷二○六武攸宁等传，分别采摘《太平广记》卷二五五石抱忠、卷一六八杨晟、卷三九一郑钦悦、卷一二六武攸宁诸条部分记事或主要记事。
    在列举了以上例证之后，需要说明两点。其一，中华书局点校本《太平广记》以明朝谈恺刻本为底本，卷二七○为谈恺所补。其中，周迪妻、封景文两条引自《新唐书》；卢夫人、符凤妻两条据明朝许自昌刻本，出《朝野佥载》；高彦昭女条出《广德神异录》。整部书除另有几卷为明人所补外，其余基本不失宋本大概，引书470余种〔33〕， 事涉唐代者约占1／3。宋祁一直在外修传，并几度转迁，不可能携带数百种这类杂史、小说，而参照《太平广记》所引记事最为简便。所以，应当认定《新唐书》直接采录过《太平广记》。其二，清代学者李慈铭在《新唐书札记》中几次提到读《新唐书·隐逸传》，认为宋祁“文好为古涩，昔贤病之，然以传高隐诸公，则笔墨简洁，肖为其人，殊可尚也。”特别指出：旧书不载朱桃椎等人，宋祁“补之，觉山水清灵，拂拂纸上”。其实，《新唐书·隐逸·朱桃椎传》沿自《太平广记》卷二○二，最早见于《大唐新语》卷一○，三者文字几乎无差。李慈铭自谓“辛酉岁（公元1861年），又以《唐大诏令集》、《太平广记》考核一过”，似应注意到朱桃椎传的史源。其眼光锐利地指出该传“上云被裘曳索，下云夏则祼，冬缉木皮叶自蔽，未免矛盾。此传仅八行寥寥百七十二字，尚不能无误，是其疏处”〔34〕。这正是《新唐书》杂采野史、小说而失察的一个弊端。
    新传比原有旧传事迹增多，采录《太平广记》的情况也为数不少。如旧书周兴传虽为正传，仅百余字。新传虽为附传，字数却增多为旧传2倍，所谓“请君入瓮”的典故， 即沿自《太平广记》卷一二一周兴条，最早见于《朝野佥载》。
    五
    通过上述考察，应当得出的基本结论是：
    1.“事则增于前，文则省于旧”固然是《新唐书》比较《旧唐书》的显著特征，但“事增于前”原本就应该，这是在正式编纂之前即已经明确了的基本要求，没有什么可以特别值得渲染之处。
    2.一般来讲，两部《唐书》记事相同，引用旧书较比引用新书更接近历史实际一些。这是因为，新书有过“文省于旧”的文字加工，不是原始记录的原貌。
    3.在众多原始文献尚存的情况下，对于新书的“事增于前”需作认真、具体的考察。①如果所增记事在《唐会要》、《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寰宇记》等书以及《资治通鉴》、《唐大诏令集》中有相同的记载，则可以作为信史引用。②新增于旧者，如果仅见于杂史或小说家言，则需要费一番考证不可。如前所举新书隐逸增朱桃椎事，是一种“疏误”。再如《通鉴考异》对诸多杂史、小说的取舍，也有助于认识新书是如何增于旧书的。司马光纂修《资治通鉴》较少引用《新唐书》“事增于前”者，正是他在大量考异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取舍态度。今天，我们同样应取审慎态度，辨明新增记事的史源，再确定其可信程度。
    清代沈德潜等两《唐书》考证跋语，很有助于我们认识两部唐史的价值取向：“旧书以完善胜，故司马氏作《通鉴》往往取之。”“新书以识见胜，故朱子作《纲目》往往取之。”
    注释：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仁宗天圣七年三月壬午。
    〔2〕《乐全集》附录《行状》，《四库全书》本。
    〔3〕《河南先生文集》卷一三《王先生述》，《四部丛刊》本。
    〔4〕《徂徕集》卷一八，《四库全书》本。
    〔5〕《欧阳文忠公居士集》卷三三《梅圣俞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