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取向与史学近代化
    自孔子创儒家学派，至19世纪末，儒学曾经历不同的演变阶段，而它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虽可溯源至十七八世纪，但具有实质意义的输入，并引起中西文化的交流、撞击的阶段，实际上是在鸦片战争至20世纪前期。这一历史阶段儒学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基本特征是：（一）从总体说，西方近代文化比传统的儒学先进得多，近代进步思想家自魏源起便倡导学习西方。儒学与西方文化由于具有不同的思想体系、文化背景，故形成了猛烈的撞击。但历史进程已经显示，二者并非完全互相排斥，而是互相交流。（二）儒学之中蕴藏着许多精华，中国传统思想中有近代因素的孕育。当时代的剧变要求大量输入西方文化的历史关头，这些宝贵的近代因素被当时敏锐的学者所重视、所发扬，成为他们吸取外来进步文化的内在基础，并在与外来进步文化相揉合的过程中得到升华。（三）因此，中国近代对西方文化的输入，不是移植或取代式的，而是经过吸收、交流，最终形成了植根于中国民族文化土壤之中的近代文化。
    史学这门学科素来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大宗，历代有识之士，甚至是跻身高位的人物，都以著史为极其崇高的事业。而且，从孔子著《春秋》、司马迁著《史记》起，我国史学就形成经世致用优良传统，史家要关心国家的治乱，史书要总结时代的盛衰，作为现实社会的鉴戒。处于近代史开端时期的思想家、史学家龚自珍、魏源，他们深刻地体察到封建统治陷入危机，呼吁实行变革的急迫性，预见到时代剧变即将到来，因此主张良史必须做到“忧天下”、“惊世变”。（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九》）魏源在鸦片战争发生之后又生活了十几年，曾到前线参加定海抗战，亲身经历了这场大事变，他所撰写的史著《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海国图志》，都直接与鸦片战争这场中西冲突有关。在近代史上最有深远意义的是，他在《海国图志》全书总纲《筹海篇》中最早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口号。由龚、魏倡导的挽救危机、实行变革的主张，以后发展成为近代史学史上救亡图强的爱国主义思潮。七八十年代，有王韬著成《普法战纪》、《法国志略》，黄遵宪著成《日本国志》，本世纪初，有梁启超著成倡导实行史界革命的《新史学》，有夏曾佑著成新型的通史著作《中国古代史》。至五四前后和三四十年代，则有王国维、胡适、顾颉刚、及稍后的陈寅恪、陈垣等，著成出色的史著，近代史学蔚为大观，他们的成果又被随之崛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家所吸收。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进程，恰恰是发扬了传统史学的优良遗产，以此为基础，同时大力地吸收了西方进步文化而不断推进的。故审视体现于中国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互相交流的取向，不但对于近代中西文化撞击而交流这一文化进程所亟为必要，而且对展望未来儒学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也大有裨益。
    二、由批判封建专制通向西方民主学说
    由激烈地批判封建专制统治而通向西方先进的民主学说，这是体现于中国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儒学优良传统与西方文化交流的最重要的特征。
    西方近代废除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民主政体、实行人民共同享有平等权利的学说，比之中国的封建帝制和官文统治思想高出整整一个历史时代。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启蒙思想风雷激荡的时期，先进人士正以结束帝制、实行民主制度为号召，这是近代文化的时代强音，也是近代史学的思想灵魂。近代先进人物批判专制、憧憬民主的思想主张，主要是由于学习西方民主学说（当时称为民权学说）而形成，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这种民主思想敢于把两千年来视为神圣的封建帝制彻底否定，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何接受得这么顺利？这就是因为中国儒学中本来就有谴责虐待民众、限制君主权力、重视民众意志的优良传统，这些正与西方近代民主学说相沟通，并且成为近代志士仁人顺利地接受过来的思想基础。
    从近代思想家、史学家继承儒学的优良传统来说，孔、孟学说的精华是其远源，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家激烈批判君主专制是其近源。孔子继承了西周初年敬天保民的思想，提倡实行仁政，主张惠民、恤民、富民，反对过度使用民力、残酷榨取，主张君臣关系是相对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如果君不君，就不能责备臣不臣。孟子对孔子学说这一优良部分加以发展，他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光辉思想，并且认为民众起而诛杀暴君是正义的行为。“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分别见《孟子》《尽心下》及《离娄上》）汉以下，贾谊、司马迁、班固、范晔等都有过对封建统治虐民、残民的愤怒谴责。处于宋元之际的邓牧，更尖锐地抨击暴君和酷吏：“天生民而立之君，非为君也。奈何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邪？”“小大之吏，布于天下，取民愈广，害民愈深。”（见《伯牙琴》《君道》篇、《吏道》篇）揭露了封建专制帝王和官吏贪婪掠夺、残害民众的实质。进入封建末世的清代，更一再爆发出对封建专制的强烈抗议。清初进步学者由于经历了“天崩地解”的大事变，目睹明朝的腐朽统治导致了亡国惨剧，因而更加深刻地认识专制统治的罪恶。黄宗羲《明夷等访录》便是讨伐封建专制的檄文，把批判锋芒直接指向专制君主，揭露其“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个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明夷待访录·原君》）黄宗羲还提出“君民共治”和“是非决于学校”的主张。这些具有民主思想的言论，正是衰老的封建社会终将崩溃的预告，近代社会随之将要来临的先声，启发后来的史学家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两千年的历史。所以尽管乾嘉时期考史盛行，而赵翼撰《廿二史札记》，却能以大量材料揭露历史皇帝昏庸、专制、嗜杀、淫乐等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