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考察历史演进主线与治史方法之中西沟通
    近代史学的理论基调和思想灵魂，是由于中西文化交流所产生，已如前述。继之我们要进一步分析，从形成进化的历史观点和严密考证的治史方法这两个重要方面，在近代史学的演进中又如何体现了中西文化的融合。
    自梁启超起，近代史家解释历史演进主线的观点是进化论，比起中古时期许多史家所持的循环史观以至复古史观来进步得多；而进化论观点是因严复《天演论》传播西方学说而后风行全国。这些是人们所熟知的。然而，事情还有另一面：进化论这一西方学说之所以能被中国知识界心悦诚服地接受，并在当时具有支配思想界的力量，且迅速在近代史学结出硕果，则是由于鸦片战争前后和成戊戌变法时期有中国本土的朴素进化观点在流传。顾颉刚先生在1919年写有《中国近代学术思想的变迁观》一文，讲他本人认识前后的变化，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他说：“吾从前以为近三十年的中国学术思想界是由旧易新的时期，是用欧变华的时期。但现在看来，实不尽然。”“在三十年内：新有的东西固然是对于外国来的文化比较吸引而后成的，但在中国原有学问上──‘朴学’、‘史学’、‘经济’、‘今文学’──的趋势看来。也是向这方面走去。”（载《中国哲学》第十一辑）当时他仅27岁，大学尚未毕业，却以亲身体验讲出深刻的道理：近代学术的成就固然由学习外国所得，但同时也是对传统文化有选择地继承、发展的结果。
    “今文学”，主要是指西汉以来的春秋公羊学说，其中包含一套具有独特色彩的朴素进化历史哲学──著名的“三世说”，到了近代被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人大力推演。“三世说”的雏形，是《公羊传》作者解释春秋242年的历史所讲的“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见《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桓公二年、哀公十四年传文），包含着对待历史的一个很宝贵的观点：历史可以按一定标准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至东汉何休为《公羊传》作注，将三世说发展成为一种朴素的社会发展阶段论：“据乱──升平──太平”（见《春秋公羊解诂》隐公元年何休注）于是创造出儒家经典中别树一帜的历史哲学，启示人们用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社会历史进程。此后千余年间，今文学说衰落。至嘉道年间，公羊学说重新崛起。原因是清朝统治面临危机，进步的人物为了变革现实，且在学术上树立新的风气，需要有一套理论来发挥，公羊学说适逢际遇，它具有既是儒家经典，又长期处于与正统的古文学派不同的“异端”地位这种双重身份，可以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它专讲“微言大义”的特点，更有耸动人心的力量。所以嘉道年间和戊戌时期的进步人士都喜谈公羊，拿它跟顽固派的僵死观点作斗争，最重要的人物是龚、魏和康、梁。
    换言之，儒学中公羊学派的三世朴素进化观，构成由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中间环节，同时也是中国知识界接受西方进化论的内在基础。当时没有更先进的观点，只能以此推演新说。龚、魏批判专制，在史学领域倡导新风气，都跟公羊学说相联系。龚自珍吸收和利用公羊哲学“变”的内核，将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说，改造成治世──衰世──乱世的新三世说，用来论证封建统治陷入危机。又用“早时──午时──昏时”来隐括封建统治力量由盛到衰的规律，并且预言时代大变动即将到来（见《乙丙之际著议第九》、《尊隐》）龚自珍又以“三世说”探讨上古文明起源、演进的历史，认为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他以《尚书·洪范》中的“八政”为思想资料，解释“食”、“货”相当于据乱世，“祀”、“司徒”、“司寇”、“司空”相当于升平世，“宾”、“师”相当于太平世。他又以“始乎饮食，中乎制作，终乎闻性与天道”作概括，表示先有生产经济活动作基础，以后出现各种制度，最后才有教育和思想学说等，上古文明即这样由较低级到较高级阶段推演（见《五经大义终始论》和《五经大义终始答问》）魏源对于将公羊学说变易观点糅合到对历史进程的考察，也有创造性的发挥，他提出“气运说”来解释历史变局。他以此观察鸦片战争引起的中外关系新变化，意识到：自明末西方传教士东来，已显示出东西方由过去的隔绝到互相交往的转变；而中国与西方先进与落后地位也发生根本变化，需要警醒自强，学习西方长处。因此他呼吁克服闭目塞听状态，大力了解世界。至戊戌时期，公羊学风靡于世。康有为将公羊三世说与建立君主立宪的主张结合起来，形成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进化理论，作为宣传维新变法的思想纲领。而从学术上说，戊戌前后许多具有进步倾向的人物，都共同经历了由崇仰公羊学到接受进化论的道路。梁启超于1899年撰写《论支那崇教改革》一文，即把公羊学说跟达尔文、斯宾塞“进化之说”贯通起来。在《新史学》中，他更揭起新史学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的旗帜，又特别点明：“三世者；进化之象也。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渐进是也。三世则历史之情状也。”谭嗣同则把《公羊传》列为《仁学》思想来源之一。
    在近代史学中，将东方的三世说与西方的进化论相沟通，作为总结中国历史发展主线之集大成著作，是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夏氏精于公羊学，写有“璱人（龚自珍）申受（刘逢禄）出方耕（庄存与），孤绪微茫接董生（董仲舒）”的诗句，概括清代公羊学派的学统颇为精到。1896年底他到达天津，与正在翻译《天演论》的严复结识并密切往来，立即倾服于达尔文学说，以此为契机，夏氏实现了由公羊学者向近代进化论学者的飞跃。他在致表弟汪康年信中，对于自己贪婪地学习进化论学说的情景和极其欣喜的心情有生动的记述。他原拟撰写阐述进化论的哲学著作，未能实现，而著成《中国古代史》这部以进化论观点贯穿历史主线的史书。此书虽仍用文言文写成，但从其内容和精神说，已完全跳出旧式经学家的路数，而真正做到用进化论观点考察历史、解释历史。他自觉地抛弃掉以前一些今文学家解释经义牵强附会的成份，而将三世说变易观与说明历史的因果关系和阶段演进结合起来。他申明自己尊信今文学，但又与过去的今文学家不同：“自东汉至清初，皆用古文学，当世无知今文为何物者。至嘉庆以后，乃稍稍有人分别今古文之所以然，而好学深思之士，大都皆通今文学。本编亦尊今文学者，惟其命意与清朝经师稍异，凡经义之变迁，皆以历史之理解之，不专在讲经也。”（《中国古代史》第一章第六十二节）由于夏曾佑做到把东西方进化观点加以贯通融合，所以能够提出崭新的关于中国历史的系统看法。书中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三大时代”、“七小时代”，“上古之世”由远古至西周末，其中再划分自开辟至周初为“传疑时代”，周中叶至战国为“化成时代”；“中古之世”由秦至唐，其中再划分秦至三国为“极盛期”，晋至隋为“中衰期”，唐为“复盛期”；宋以后为“近古之世”，其中再划分五代至明为“退化期”，清为“更化期”。夏曾佑这样划分中国历史的主线，既不是重复前人的公羊学说法，又不是生硬搬用外来的进化论术语，而是在贯通二者之后加以创造。东西方文化交流而得出的自成体系的历史进化观点，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而显示出具有生命力。《中国古代史》不仅撰成后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而且影响深远，至1936年被收入“大学丛书”，50年代又被再版，近年来仍然一再引起学术界研究的兴趣。
    顾颉刚先生所讲的“朴学”是指乾嘉时代严密的考证方法，近代史家对此加以发扬，并与西方实证史学方法相结合，形成了具有科学因素的方法，推进了史学的近代化。乾嘉朴学是儒学发展的一个阶段，治学的方法以严密考证为特征。在考史范围内，朴学家方法可以概括为：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广参互证，追根穷源。其论著表述的形式古朴，但他们严密考证的方法实具有科学因素。梁启超把乾嘉宿儒的考史方法归纳为大致遵循这样的路数：（一）做到善于发现问题，“必先留心观察事物，觑出某点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二）搜集有关的各项材料加以排比分析，“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研究之”，（三）通过对材料的分析归纳，初步提出见解；（四）有了初步见解，研究决不能就此止步，还须广引多方面证据加以验证，对问题追根穷源，力戒立论失于片面、武断。梁启超称这种方法是“精良”的，“近于科学”的方法，实在并非过誉（参见《清代学术概论》第九、第十七节）。以上诸项原则，可以说是世代学者辛勤治学的有益经验的总结，从事研史的人大凡不能违背这些原则，只能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王国维即是在近代条件下加以发扬提高的代表，他总结自己的治史方法为“二重证据法”，即用文献材料与考古发现的新材料互相印证。所著《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等名文，利用甲骨文的新材料，与《史记·殷本纪》、《竹书纪年》、《山海经》、《世本》、《楚辞·天问》、《汉书·古今人表》等文献材料相印证、分析，取得震动一时的成就。所以郭沫若称他“承继了乾嘉学派的遗烈”，而成为“新史学的开山”。（《历史人物·鲁迅与王国维》）近代著名史学还有陈寅恪、陈垣等人，也都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将乾嘉考证方法与西方近代科学方法结合起来，写出了有份量的著作，为推进史学近代化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