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近代史开端时期的卓越思想家、史学家龚自珍、魏源，继承了上述儒家重视民众意志、反对专制君主暴虐统治的优良传统，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扬，开启了近代史家批判专制、憧憬民主的先声。龚自珍指斥封建皇帝是“霸天下之氏”，对士人“震荡摧残”以肆其淫威（《古代钩沉论一》）。他分析专制政治腐败的根源，在于“天下无巨细，一束于不可破之例”，“约束之，羁縻之”，有如将活人放在独木之上，用长绳捆绑起来，“俾四肢不可以屈伸，则虽甚痒且甚痛，而亦冥心息虑以置之。”所以他呼吁废除专制解救社会的灾难，“救今日束缚之病”（《明良论四》）！魏源揭露当时社会危机的各种表现，首先就是“堂陛玩愒”（皇帝耽于逸乐，荒于政事）、“政令丛琐”（专制机构陷于繁文琐事，运转失灵）（《魏源集·默觚下》），《治篇十一》），并且表达了他对民主政治的憧憬，提出“天子是众人人中之一人”，“天下为天下为人之天下”的新论点，希望出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言路开通、重视舆论的局面（同上，《治篇三》）。龚自珍和魏源处在清朝统治在下坡路上急剧滑落、社会危机深重的时期，他们在史著、史论中揭露专制主义的痼疾，是同挽救危机、寻找民族出路相联系的。龚自珍在鸦片战争发生的第二年即去世，他对于西方近代文明的出现尚未作出评论。魏源在鸦片战争发生后又生活了14年，他既认识到西方列强的侵略性，又初步接触到西方文明的先进性，中国自先秦以来重视民心、民意，反对暴君虐民的朴素民主意识，有力地帮助魏源在时代剧变面前，有勇气承认中国的落后，开始注视和探求外部世界的广阔和资本主义的先进性。此即他发愤撰著《海国图志》的思想基础。魏源在这部当时东方最详尽的世界史地巨著中，一再表示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向往，认为“墨利加北洲之部落代君长，其章程可垂奕万世而无弊。”（《海国图志后叙》）又称赞华盛顿创立民主政体，“二十七部酋分东西二路，而公举一大统领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诉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由公举，可不谓周乎！”（《海国图志》）卷五十九《外大西洋墨利亚洲总叙》）龚自珍、魏源史学论著中抨击君主专制、向往西方民主政体的言论，使刚刚萌生的近代史学呈现出异彩，并由此一发而不可收，对专制主义的堤坝发起了越来越有力的冲击。
    七八十年代产生的近代史著，于西方民主制度的了解和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抨击深入了一步。王韬于70年代著成《法国志略》，内有《志国会》一章，详细记载国会根据公众意见制订法律，选举统领、首辅，“一有不当，通国谢之。”并加以评论：“国会之设，惟其有公而无私，故民无不服也。欧洲诸国，类无不如是，即有雄才大略之王，崛起于其间，亦不能少有所更易新制、变乱旧章也。虽或强行于一时，亦必反正于后日。拿破仑一朝，即可援为殷鉴。夫如是则上下相安，君臣共治，用克垂之于久远，而不至于苛虐殃民，贪暴失众。”（《重订法国志略》卷16《志国会》）强调西方各国实行的民主制度较之封建专制有着巨大的优越性，由于有议会民主制度的保证，法律不能随便更改，更不能随便破坏，国家可以避免长时间离开常轨，有效地防止腐败政治局面的发生。这些论述明显地具有批评封建专制的重大进步意义。稍后，近代著名的爱国外交家、杰出的诗人黄遵宪著成《日本国志》。他于1877年任驻日本使馆参赞，目睹日本明治维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而发生的巨大变化，本人还阅读了卢骚、孟德斯鸠的民权学说，极受启发。他撰著《日本国志》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确信西方民主制度代替封建专制制度乃历史之必然，中国也必须效法日本，实行维新，“锐意学习西法”，才能由弱变强。黄遵宪肯定议会民主制的优越是同揭露封建专制的严重弊病对照论述的。他说：“盖自封建之后，尊卑之分，上下悬绝。”“小民任其鱼肉，含冤茹苦，无可控诉。或越分而上请，奏疏未上，刀锯旋加。瞻仰天门，如天如神，穷极高远，盖积威所劫，上之而下，压制极矣！此郁极而必伸者，势也。维新以来，悉以西法。……朝廷之下诏，已渐建立宪政体，许之民论。”（《日本国志》）卷3《国统志》在这里，他激烈地抨击了专制制度在社会地位、经济负担、刑法治理各方面对平民的残酷压制，说明议会民主制度代替封建制度这一必然趋势是历史的巨大进步，而他批判的锋芒同样指向中国封建专制。此外，黄遵宪在《学术志》、《刑法志》中又对西方各国实行的“君臣上下无甚差别”的政治制度，和“全国上下同受治于法律之中”的法律制度都作了介绍，并且表示衷心的向往。总之，黄遵宪以自己亲到日本、欧美的观察体验和所获新鲜知识，发扬了近代史学救亡图强的优良传统，表达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这同当时国内民族资本已经有所发展的状况是互有联系的。
    至90年代初，维新思想高涨时期，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大力抨击专制政治的不合理。维新志士们把自己的事业视为黄宗羲、龚自珍发扬儒学思想精华、大胆抨击专制的言论的继承，梁启超、谭嗣同将《明夷待访录》一书节钞、印刷，秘密散布，推动变法运动。梁启超还称赞龚自珍批判专制的言论导致了晚清思想解放：“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必数定庵。吾见并世诸贤，其能为现今思想界放光明者，彼最初率崇拜定庵，当其始读定庵集，其脑识无不受其激刺者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谭嗣同还以冲决一切网罗的精神喊出：“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仁学）》真切地喊出广大人民对专制压迫的强烈愤恨。综观戊戌时期的思想界，一方面是西方民权学说迅速输入，一方面是中国先哲反专制思想的发扬，二者交相为功。百日维新失败的惨剧，使人们更加认识清朝专制统治的黑暗反动，加上列强图谋瓜分中国，民族危机迫在眉睫，于是激起本世纪最初几年革命民主思想的高涨。当时势头很大，影响广泛的是，在史学范围内，出现了批判“君史”、提倡“民史”、倡导“新史学”的热潮。1902年梁启超著成《新史学》，1904-1906年夏曾佑著成《中国古代史》，便成为近代史学正式产生在史学理论上和通史编纂上的标志。《新史学》论述的中心，是激烈批判旧史为专制政治服务，成为“二十四姓之家谱”、“相斫书”、“墓志铭”、“蜡人院之偶像”，存在四弊（“知有朝延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述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因此梁氏大声疾呼要实行“史界革命”，开创史书“为国民而作”的新局面，使史学成为“益民智”的工具。以此为界标，宣告了以叙述国民为对象的新时代的开始。夏曾佑著《中国古代史》（完成上古至隋），也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罪恶作了激烈的批判，同样反映了本世纪初进步思想界要求结束专制制度的时代潮流。他斥责秦朝的暴政造成“在上者以不肖待其下，无复顾惜；在下者亦以不肖自待，而蒙蔽其上。自始皇以来，积两千余年，国中社会之情况，犹一日也！社会若此，望其乂安，自不可得。”故“二千年所受之祸，不可胜数。”（《中国古代史》）第二篇第一章第六节《秦于中国之关系下》）书中对汉光武帝的评价更耐人寻味。夏氏肯定光武帝崇尚气节，为历代专制君主所不及，同时批评其秉政有两大弊端，一是宣布图谶于天下，造成鬼神迷信的盛行，二是使东汉重开女主专政的局面，“定策帷帘，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任重道远，利深祸连，终于亡国而后已！”此为前汉败亡覆辙，光武帝却不引以为戒，“其害遂与中国相终始！”（《中国古代史》第二篇第一章第二十八节《光武中兴》）这也正是对那拉氏专制，“定策帷帘”、“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以致行将亡国的有力谴责。中国近代史学经过60余年的酝酿、积累，终于在举国批判专制、宣传民主制度的高潮中，以《新史学》、《中国古代史》的著成而宣告正式产生。史学演进的史实证明：从批判专制、要求民主这一思想境界考察，近代史学的渐进和正式产生，恰恰是传统文化中朴素民主思想的精华与西方进步思想融合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