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一个实例看儒学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前景
    儒学的优良部分凝聚着我中华民族古代的智慧，又在此后不同时代中得到发扬，这些精华部分必将被东方国家以至全世界各国人士所宝重、所弘扬，这是无疑的。儒学中一些有价值的命题，经过用现代观念加以阐释，对于现代社会的一些弊病有匡救之效，这也是应该肯定的。然而我们又应看到：儒学是产生于农业宗法社会的思想体系，它同大工业生产和形成世界性经济循环的现代和当代，毕竟属于很不相同的历史阶段。先进的人们，只能有远见地运用儒学中（自孔子至康、梁）具有积极意义的命题和思想营养，作为当前面向飞速发展的现实和各国人民大量新鲜创造，思考和建构适合于21世纪发展的新学说过程中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料，而不受其固有体系的束缚。这样才是现实的、可行的。而今天却仍要拘守儒学的固有体系，则是做不到的。这里，我们即就近代的一个实例作出分析，从中可以引出有益的教训。
    近代文化名人、史学名著《日本国志》的作者黄遵宪，无论就其革新、开放意识，学术上的创造力，和对国外情形的了解说，都堪称是同时代人中的佼佼者。他在青年时代的诗作中，就尖锐地批评俗儒“昂首道皇古”的泥古、复古习气，主张“识时贵知今”、关注现实社会，提倡诗歌创作中勇于创造、“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革新进取精神。《日本国志》不仅及时地肯定、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而且将他对欧美国家的亲身观察糅合进去，用许多篇幅叙述西方所民主政体和全社会激发竞争的观念、制度和措施。他曾在致梁启超信中批评梁氏一度后退，主张“保存国粹”的保守倾向，相反地明确提出“今且大开门户，容纳新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1902年）。他还一再写诗著文，表达他坚信封建帝制必将被民主制度所代替，这一世界潮流不可阻挡：“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后二十年言定验，手书《心史》井函中。”（《己亥杂诗》）“呜呼专制国，今既四千岁，岂谓及余身，竟能见国会。……人言廿世纪，无复容帝制，举世趋大同，度势有必至。”（《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以上黄遵宪思想中的革新精神、相信世界大同必至等思想，都是由儒学优良传统培育滋养，并在近代社会条件下得到锤炼，加上大力吸收西方进步思想而形成的。黄遵宪对当时传入的西方进化论学说，同样十分倾服，他曾致书严复，说《天演论》一书置案头，时时阅读，至为心折。在黄遵宪身上，一方面主张革新，看到了世界潮流的趋向，呼吁并实行吸收西方学说；另一方面，他认为孔子学说至高无上，千秋万世，孔子学说必大行于天下。在其晚年致梁启超另一封信中即有这样的表述：“孔子为人极，为师表，而非教主。”“大哉孔子，包综万流，……至孔子所言之理，具在千秋万世人人之心，人类不灭，吾道必昌。”（见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1902年，《人境庐诗草笺注》附录二）在这两种思想驱使下，他发愿要著成《演孔篇》，本已感到颇有把握，曾将计划写信告知梁启超，定了19篇的篇数。开列的书目，则包括培根、达尔文等西方著作。但直至1905年黄氏去世，这部本来以为很快能完成的著作却到底也没写出来。“演孔篇”，顾名思义，即要推演孔子的学说，也就是要在保持儒学体系的前提下，把西方社会学说和他本人置身于急剧变动的时代所得到的种种启悟都包插进去。事情必然是，欲求保存儒学之“体”，而又要纳入西方新学术之“用”，定不能成功；而适用于封建时代的儒家思想体系，与近代社会要求变革、实行竞争和对外开放，并最后要实现民主政治的现实，也多的互相扞格之处：其中的历史启示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