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实录，由于党争造成的官员沉浮进退及监修、史官在不同时期的门户之见，使其记事混乱、矛盾。五代后晋纂修《旧唐书》时，多少还受到“唐末为德裕鸣不平的舆论”的影响，在涉及党争和评述两党主要人物时，基本不取“牛党”所修宪、穆、文三朝实录的观点〔27〕。北宋前期，不再受唐后期党争的影响，对取舍这一时期唐修实录多抱以审慎态度。《新唐书》在增补这一时期人物或人物事迹时，不得不更多地求助于文集、碑传、家状、杂史。李绛，在宪宗一朝以翰林学士拜相，与宰相李吉甫政见多有不同，历仕穆、敬，至文宗初在蜀中遭兵乱遇害。新传较比旧传确实可谓“事增于前，文省于旧”，不过所增、所省奏对、论谏，大都见于《李相国论事》（亦名《李司空论事》）。显然，两部《唐书》的纂修者都注意到宪、穆、敬、文四朝实录中的“党争”问题，都在《实录》之外另求其可信的记载。新传传末增多一句“绛所论事万余言，其甥夏侯孜以授蒋偕，次为七篇”，更加成其为取材的明证。宦官仇士良，文宗时渐渐取代王守澄，甘露之变后挟控文宗。文宗卒，则“杀二王、一妃”，拥立武宗。《旧唐书》仅以其甘露之变事附于王守澄传，《新唐书》则增为新传。以新仇士良传记事与《资治通鉴》叙事及《考异》所引《文宗实录》、《武宗实录》核对，则基本上源出于当时所修实录。唯有传末所记崔慎由为翰林学士，拒绝为仇士良作“更立嗣君”诏一事，据《通鉴考异》说，出自“皮光业《见闻录》”，而且司马光明确指出：“新传承皮录之误也”。
    其三，所增唐武宗以下诸臣事迹或新立传者，取材范围更多一层复杂性。
    唐昭宗时，曾欲修宣、懿、僖三朝实录而未成，唯有裴庭裕“采宣宗朝耳目闻睹”撰成《东观奏记》3卷。 五代后晋纂修《旧唐书》时不知有此书，故未见采用。而后晋时贾纬亦以唐武宗以下六朝实录阙落，“采访遗文及耆旧传说”，编为《唐年补遗录》65卷。因为贾纬是《旧唐书》纂修官，故其书多被采用。北宋新修唐史之前，宋敏求补修唐武宗至唐哀帝六朝实录225卷，又采录过《东观奏记》、 《唐年补遗录》，因各有取舍，故颇见异同。这三家“实录”性质的撰述，俱为新修唐史中记叙晚唐史事的基本取材之源。
    此外，尚有大量唐五代人的著述成为《新唐书》的取材之源，虽然无法确知其数量、名目，但《太平御览》引书、《太平广记》引书、《通鉴考异》引书，可以视为是最基本的参照系。除去其中不关唐代史事的著述，都应当在纂修《新唐书》的采摭范围之内。当然，其中不少已为纂修《旧唐书》的重要史源，但还有大量不见于《旧唐书》纪、志、传的唐人撰述，即纂修《旧唐书》时所不知者，成为北宋新修唐史的新史源。
    僖宗一朝，有几个重要人物记事大大增多。新田令孜传文字约为旧传的5倍，所增记事核以《资治通鉴》， 可知其基本上取材于宋敏求所补修《唐僖宗实录》。同时，兼采相关杂史，如张《锦里耆旧传》、韦昭度《续皇王宝运录》。新书所增陈敬瑄传（卷二二四下），司马光认为“全用张《耆旧传》，……与《本纪》及《韦昭度传》自相违戾，最为差谬”〔28〕。高骈传所增，在《实录》之外，多据郭廷海《广陵妖乱志》。新书黄巢传亦约倍于旧传，所增史事大体沿于宋敏求补修《唐僖宗实录》。王坤《听惊录》也是新黄巢传的一项重要史源，只不过“年月、事迹差舛尤多”，需要“择其可信者取之”〔29〕。此中，也有不知出处者，如新传“巢计蹙，谓林言曰：‘汝取吾首献天子，可得富贵，毋为他人利。’……太原博野军杀言，与巢首俱上（时）溥”，司马光仅表示“今从新传”〔30〕云云。
    四
    北宋前期的几部大型编纂，分别以不同的体裁保存着大量关于唐代社会、制度、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原始素材，为编修《新唐书》提供了既方便又详核的基本史料。如：太祖建隆二年（公元961年）， 王溥纂成《唐会要》100卷。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李昉等纂成《太平广记》500卷。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李昉等纂成《太平御览》1000卷。太宗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李昉等纂成《文苑英华》1000卷。太宗至道三年（公元997年），乐史纂成《太平寰宇记》200卷。真宗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宋白纂成《续通典》200卷。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王钦若等纂成《册府元龟》1000卷。仁宗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王尧臣等纂成《崇文总目》66卷。在这之后，才有《新唐书》的纂修，不能不注意它们之间的某些渊源关系。
    先说《唐会要》被采录的情况。仁宗庆历六年，即诏修《新唐书》后二年，文彦博在《五代会要》刻本题跋中称：“本朝故相王溥，撰唐及五代会要，凡当时制度沿革，粲然条陈无遗。《唐会要》已镂版于吴，而《五代会要》未甚传。”在修《新唐书》之初，《唐会要》已经在苏州地区刻印成书，无可置疑会作为必备的重要史料书的。新书诸帝公主传“赞曰”云：“妇人内夫家，虽天姬之贵，史官犹外而不详。又僖、昭之乱，典策埃灭，故诸帝公主降日、薨年，粗得其概，亡者阙而不书。”原本记载不详，加之唐末祸乱，更难求之典策，故《旧唐书》无所依据而未传。《唐会要》卷六《公主》虽然极为简略，却是最早系统而完整载录唐代诸帝公主的篇章。以《新唐书·诸帝公主传》与之对照，除少数在旧书中已单独立传者如平阳公主、太平公主等记事较详之外，其余记述公主情况几乎完全相同，只不过多了驸马们的内容。就公主而言，新传与《唐会要》的明显差别仅有玄宗、宪宗之女的人数略异。新传宪宗18女，少《唐会要》寿安公主。但《唐会要》交待得很清楚：“寿安，降王元逵，本琛王女。”寿安非宪宗亲生，故新传未计。至于新传标目为“玄宗二十九女”，实际载录仍是“三十女”，与《唐会要》全同。钱大昕、岑仲勉都曾注意到这一点，却又疑其各存是非，或谓版本有别。其实，问题出在“普康公主”身上。玄宗“普康公主”下，载其“薨，咸通九年追封”。8世纪初夭折的小公主， 怎么可能在一个多世纪后想起要追封呢，显然说不通。原来，宪宗、懿宗各有一名“普康公主”，而且宪宗名下“普康公主薨”。故所谓“薨，咸通九年追封”者，似当指宪宗或懿宗之女。所以，玄宗实有“二十九女”，但新传载录具体人名时，又照抄《唐会要》的“三十女”。这一小小的差异，恰恰证明新书诸帝公主传“粗得其概”者正是《唐会要》卷六《公主》一目的内容。玄宗临晋公主下嫁“郭潜曜”，据《册府元龟·外戚部·选尚》及《新唐书·孝友传》，当为郑潜曜，但因《唐会要》所载为“郭潜曜”，故新传亦误作“郭潜曜”，这也成为新书采录过《唐会要》的一则铁证。此外，太宗襄城公主、长乐公主、城阳公主，代宗长林公主，宣宗万寿公主，懿宗卫国文懿公主诸传，与《唐会要》卷六《（公主）杂录》；肃宗萧国（宁国）公主，宪宗定安（太和）公主，与《唐会要》卷六《和蕃公主》及《杂录》记事的渊源承袭关系，都是显而易见的。
    再来说一下《册府元龟》。《玉海》卷五四《景德册府元龟》条载，“祥符八年十二月乙丑，钦若等上版本”，“天禧四年闰十二月癸丑，赐辅臣各一部。景祐四年二月甲子，赐御史台一部”。又载真宗“御制序”称：“粤自正统，至于闰位，君臣善迹，邦家美政，礼乐沿革，法令宽猛，官师论议，多士名行，靡不具载，用存典型。”所以，当诏修唐史以后，书局必定要将《册府元龟》列为更重要的史料书。而且，在最初编纂时真宗亲临崇文院要求：“此书本欲存君臣鉴戒，所以经史之外异端小说咸所不取。”〔31〕据近代学者陈垣、岑仲勉、唐长孺等多人考察，一致认为：《册府元龟》所载唐五代史事，采自唐五代各帝实录及《唐年补遗录》。在这些原始素材已经亡佚的今天，我们对读两部《唐书》，无论纪、志、传，发现新书增旧书者，只要见于《册府元龟》的，均可视其曾为《新唐书》编修官采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