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至十七世纪下期，英国虽已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但它仍是个工业不发达的农业国家。据统计，1700年英国国民经济总产值分布是：农业占40％，工业仅占20％①。当时的英国尚未大规模建立资本主义农场，农业一般采用比较落后的耕作技术。因此在这样一个农业国里究竟如何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就成了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并且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②。发展工业必须依靠农业，不完成农业革命，就缺少工业革命所必需的充足的粮食和原料、大量的自由劳动力和资本，以及广阔的国内商品销售市场等先决条件，就难于开始工业革命。因此英国在未搞工业革命之前就先来了个农业革命。
    英国进行农业革命，着重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进行土地所有制的改革，以资主义大农场制取代小农制。
    英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很独特：它既不同于美国，也不象普鲁士，而是采取剥夺小农土地的圈地运动的办法，来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的。这是英国农业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
    英国圈地运动虽从十五世纪末叶开始，但在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以前，因国王看到圈地运动严重地破坏着封建经济基础，以对圈地者深处很高的罚金来制止圈地③，使英国的农业革命遇到了很大的阻力。直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646年2月颁布了土地法，新贵族才废除了自己对国王尽义务的“骑士领有制”这一封建关系，获得了对土地的自由处置权。即新贵族把封建性的财产变成了资产阶级的财产。特别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法律本身现在成了掠夺人民土地的工具”④，使圈地运动合法化，从而加快了圈地运动的步伐。至十七世纪末，英国土地贵族和乡绅就占有耕地的70％以上。以后除继续圈占农民的耕地外，还大量圈占农民使用的公地（即荒地）。据统计，从1717年-1820年，英国议会通过的圈地法令有3，450个，共圈占农民的土地达400万英亩以上⑤。“到1820年，只有6个郡，其土地仅占全国耕地的3％多一点尚处在敞田制状态之下，有待议会圈地法圈占，而这其中相当一部分在1830年以前就都给圈占了。”⑥至1800年，英国大约有20来个贵族每人拥有100，000英亩以上的土地⑦。他们都同其他地主一样把土地租给农场主经营，而自己坐收资本主义地租。这说明英国采用雇佣劳动制的资本主义农场制，迅速地取代了小农制。
    关于英国自耕农到何时才消失的问题，虽然至今还有争论，但有很多材料证明，英国的自耕农至十八世纪中叶左右已经消失，法国历史学家保尔·芒图为我们提供了如下证据：早在1732年，一本论圈地法的小册子的著者就惋惜着许多小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受到掠夺。还有人认为，英国的自耕农“从1750年起即几乎消失，而且正在渐渐被人遗忘。”罗杰·诺思于1753年在土地册上发现有许多小地产被大地产所吞没的迹象。阿巴思诺特在1773年也叹惜自耕农的衰落：“我对那些被人称为自耕农的这种人的丧失，感到真诚的惋惜。民族独立自主权的保持，确实要归功于他们。可是他们的土地今天却落入大垄断主手中。”托因比同样断定，英国自耕农的衰落在1770年左右已很显著。⑧这里应着重指出的是，上述证据与恩格斯所作的“克伦威尔之后（他死于1658年--引者注）一百年，英国的自耕农差不多完全绝迹了”的论断⑨，是大体相符的。同时，马克思也曾明确指出：在英国， “大约在1750年，自耕农消灭了。”⑩这就是说，大约到1750年，英国已基本完成了土地所有制的变革。并在土地所有制变革的基础上，飞速地扩大了耕地面积。据估计，在1760-1799年间，圈地使二、三百万英亩荒地得以开垦，成为粮田（11）。
    与自耕农逐渐消失的同时，由于大农场的竞争和排挤，使小乡绅纷纷破产，其土地则落到大乡绅、贵族、商人和企业家的手里，从而形成大地产，改变了土地所有者的成分。据亚瑟·扬的估计和《土地征税册》的统计，1720年以后，100英亩以下的小地产在牛津郡24个教区消失三分之二，在格罗塞特的10个教区中消失五分之四（12）。光是在1740-1788年间，英国农场的数目就减少了40，000个（13），剩下的大多数在200英亩以上。这在当时来说，英国资本主义大农场之发达，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诚然，英国圈地运动曾造成象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所说的“羊吃人”的悲惨情景，是地主、农场主对广大农民的残酷剥夺。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英国的圈地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对旧土地所有制的否定，是一种特殊方式的资本主义土地改革。它造成了国内资本大地产的形成和土地所有者成分的变化，成为英国农业技术革新与发展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必要前提和基础。诚如马克思指出：“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并且始终是它的基础。”（14）英国的这种资本主义土地改革，“一方面使农业合理化，从而第一次使农业有可能按社会化的方式经营，另一方面，把土地所有权弄成荒谬的东西，--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功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进步，同它的所有其他历史进步一样，首先也是以直接生产者的赤贫为代价而取得的。”（15）
    （二）在土地所有制变革的基础上，用先进的农业技术代替落后的农业技术。
    在通过圈地所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大农场里开展农业技术革新，是英国农业革命的又一个特点。同时也是英国农业由落后变为先进的一个关键。
    然而直到十七世纪晚期，英国的耕作方法仍相当落后。古老而粗放的三年轮种制几乎是唯一通行的制度，加之缺乏谷物良种、肥料与水利排灌，所以农业产量一直很低。
    为了改变国内农业落后面貌，英国政府鼓励农场主进行农业技术改革。国家法令规定，从1685年起，当出口小麦每夸脱（合12.7公斤）售价不超过48先令时，概由政府津贴5先令。因而刺激着农场主去拼命搞农业技术革新，以提高粮食产量，牟取厚利。从此以后，特别是进入十八世纪，英国的农艺和农业技术都有了很大的改进。
    到十八世纪，英国除普遍以铁犁取代木犁，用马耕代替牛耕外，1701年塔尔（1647--1741）还发明了播种机，它比人工播种节省了时间、劳力和六分之五的种子，提高了成活率。由于萝卜的广泛种植，塔尔又发明了特殊的萝卜播种机。1693-1699年，塔尔在观察和比较了法、荷、德诸国的耕作方法后，又在贝克郡他自己的地产上进行30多年的研究和实验，于1731年出版了《新马耕作》又名《论耕作和植物生长原理》一书，提出了一套深耙、深耕、将肥料制成粉末施于土中和不断轮种的新耕作法。同时塔尔说明了冬季草料对牲畜的重要性，以及大量种植豆类和萝卜、甜菜头等根块作物所获得的好处。塔尔新耕作法，不但很快为许多贵族所接受，将其应用到自己的地产上，而且被他们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绰号“萝卜勋爵”的贵族汤森（1674--1738），1730年脱离了政治生活（16），退隐到诺福克郡他自己的地产上去经营农业。他以自己在荷兰的见闻，结合自己地产土质的特点，先是排干地里的积水，用泥灰土和肥料去改良土壤，然后参照塔尔的的方法，和十八世纪初期由剑桥大学教授布拉德利（？--1732）提出的四圃轮作制耕作法，在土地上实行有规律的轮种，不到几年功夫，就创立了著名的“诺福克制”，即诺福克四轮制耕作法：第一年种小麦；第二年种燕麦或大麦；第三年种苜蓿（以便从空气中吹取氮气，增加土壤的氮肥含量）和裸麦，亦可种巢菜、大头菜、卷叶甘蓝作为冬季牲畜饲料；第四年种萝卜，可以起清净土壤的作用。萝卜成长后即可作牲畜的饲料，而牲畜排下的粪便又可用于肥田，这就为下年度播种小麦创造了有利条件。事实证明，诺福克四轮制耕作法既不耗竭地力，也不让土地荒林，从而可以达到粮食逐年丰产的目的，还有足够的冬季饲料来喂养牲畜。
    由于汤森用这套方法把自己的一大块硗瘠而不结果实的地产变为英国最富蔗的粮田之一，各郡贵族竞相效法，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开发土地与农艺改革的热潮。据说就连国王乔治三世也在温莎建立试验农场，并以“农夫乔治”的署名向《农业年鉴》投稿。这是欧洲大陆所没有的特殊社会现象。
    为了赚到大钱、贵族们修筑道路，开凿运河，疏干水地，在圈占的土地上兴建资本主义近代化大农场，大搞农业技术改革的试验，就象商人不吝啬投资于手工商业一样投资于农业。因此，“几乎所有农业技术的进步，都是在已圈占或正在圈占的土地上取得的。”（17）由于当时的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都想通过农业技术改革来增加收入，因而“使农业由社会最不发达部分的单纯经验的和机械地沿袭下来的经营方法，在私有制条件下一般能够做到的范围内，转化为农艺学的自觉的科学的应用。”（18）
    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对农艺学的自觉的科学应用，使单位面积产量显著提高。据记载，公地圈占后，平均每英亩小麦产量从2.15夸脱提高到3.25夸脱，大麦从4.5夸脱提高到5夸脱，燕麦从4夸脱提高到5.5夸脱；豆类从3.5夸脱提高到4夸脱（19）。耕地圈占后，单位面积产量在1750-1800年间提高了三分之一（20）。粮食产量如此大幅度提高，不仅满足了城市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且有大量出口。1700年英国小麦和面粉的出口只有49,000夸脱，至1750年就上升到950,000夸脱（21），大致相等于同年英格兰人口四分之一的需要量（22）。
    （三）农畜业经营管理方式的改革，把单一经营的农场或牲畜养殖场改变成多种经营的综合农场。
    种植业与牲畜饲养业的紧密结合，是英国农业革命的又一个重要的特点。在十八世纪以前，英国人一向认为种植业与牲畜饲养业是两者不可兼得、相互排斥的东西，因此其农场和牲畜养殖场都是单一经营的。当羊毛价格上涨、养羊业成为有利可图时，地主们就大量圈占农民的土地，把耕地变为牧场。然而，大量养羊与秣料不足的矛盾在当时无法解决，每年一到秋天，牧场主由于缺乏越冬饲料又不得不宰杀相当一部分羊。加之饲养技术的落后，就是剩下的羊也瘦小得几乎和野生的差不多。
    直到十八世纪初期，由于实践证明采用塔尔、汤森等人的新法轮种，以及在农场中大量种植苜蓿和萝卜，既可有效地提高粮食产量，又能解决扩大牲畜饲养业生产所需要的冬季饲料难题，还促成了牲畜饲养方法的改革，即把牛羊在休耕地上的随便牧放，改为圈在牧草和根块作物的栏里饲养。这非但不影响谷物的栽培，反而为谷物的种植提供了大量肥料。因而使许多农场都把种植业与牧畜饲养业紧密结合起来，在大量种植农作物的同时大量饲养牲畜，成为从事农畜业生产的综合性农场，获得了粮畜双丰收的利益。
    稍后，以农艺新法经营大地产而闻名的科克（1752-1842），指出了种植业与牲畜饲养业的相互依赖关系：“无饲料便无牲畜；无牲畜便无肥料；无肥料则无收入。”（23）因此使诺福克郡霍尔卡姆的一大块贫瘠地产不但变成了高产粮田，而且成为六畜兴旺的农场之一。1776-1816年，其农场的租费由每年2,200镑提高到20,000镑，并给付出这么高租费的佃户带来了很大利益（24）。在活生生的事实面前，并经农学家们的大力宣传，科克的方法在全国得到了推广。
    随着农畜综合农场的兴起和发展，不仅牲畜的数量显著增加，饲养方法也越来越系统化，而且推动着人们去研究如何对牲畜进行科学的培育，提高牲畜质量问题。十八世纪英国最有声望的饲养家贝克韦尔（1725-1795），将羊看作是“把草变成为肉的机器。”（25）曾运用异种杂交、人为淘汰的方法来改良畜种，培育出“新来谢斯特”羊的优良品种，并将其供应全国。其他许多有名的英国良种牲畜，诸如赫勒福德种牛、短角牛和南部羊等，都是畜牧家们在这一时期用贝克韦尔同样的方法培育出来的。而这些牛羊的优良新品种培育出来后，使英国的鲜肉、牛奶和牛油均获得1-3倍的增产。例如：1701年，史密斯菲尔德市场上所卖的牛的重量是370镑、小牛是50镑、羊是38镑；到到1795年，多亏贝克韦尔等人的努力，这些重量分别上升到800镑、150镑和80镑（26）与牲畜饲养业大幅度增产的同时，粮食产量也有显著提高。据估计，单是小麦和大麦的产量，在十八世纪就几乎增加了1倍（27）。难怪十八世纪中叶的不少法国人都称英国为“欧洲的谷仓”，并把它视作自己的模范，到英国去学习农学。
    英国农业革命的三方面改革，是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它说明英国资产阶级、新贵族在处置传统的封建农业关系、确立资本主义大农场制的雇佣剥削关系方面，“凡是同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相矛盾或不相适应的，都被毫不怜惜地一扫而光。”（28）经过这些改革，在英国改变了农村中的经济结构、阶级配置、生产技术、经营管理和整个农业体系，基本上完成了农业革命。可见近代的英国社会，是首先从广大农村和农业方面摆脱了中世纪的封建形态而资本主义化的。这是英国在近代化道路上所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