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贵族史研究一直是世界史学界一个重要议题，贵族阶层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诸方面，对前工业时代的西方社会结构都曾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而英国的贵族阶层更是凭借其特殊的军事功能、优越的社会地位和丰厚的经济实力，在对外征战和对内统治方面成为绝对重要的封建军事力量和王权最为坚实的社会基础。但在都铎时期，英国贵族，尤其是原本因军事、政治意义而生，军事义务为其首要存在价值的世俗贵族，随着各种因素导致的其政治地位的起落、经济实力的消长，渐渐偏离了传统的发展轨道，主要职能逐渐非军事化而多样化，阶级属性也开始发生变化。这些转变最终促成他们成长为决定十七八世纪英国国务的重要力量①。因此，深入探讨都铎时期世俗贵族的职能演变情况、评价其作用，有助于了解英国向资本主义过渡过程中英国贵族阶层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一、都铎时期英国世俗贵族的发展状况及其职能演变
    1066年诺曼征服后，“征服者”威廉（1066-1087年）以骑士为贵族底层、国王为最高封君的领有制代替了英格兰原有的塞恩阶层②为主体的贵族体制。威廉的大陆军事扈从从中获得了采邑封地和封地上的系列特权，成为最大受益者和新兴的封地军事贵族集团。他们的加入从本质上改变了不列颠贵族的构成和组织形式，加快了英国新型贵族制度的发展。与此同时，中世纪时期“行政服务和占有土地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财产和社会势力授予统治的权力，土地财产决定了政治”的理念也开始在英国确立。所有领有封地并垄断了战争行为的受封显贵被纳入土地占有权体系和政府管理体系中，从而兼有军人、封地领主和行政司法人员三种社会角色，其中职业军人是本质，其军事化特征最为显著。受封的高级骑士——世俗贵族，其角色也是如此。他首先是一名以向国王服军役为第一要任的军人，是战时国王军队的主导力量，军事地位举足轻重；其次才以政府官员或封地领主的身份协助国王治理中央或地方，在自己的领地上行使一系列行政、司法等特权（如经济特权、军事征兵、司法税收等权力）③。世俗贵族这种以军事职能为本质的情形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仅稍有演变，但在玫瑰战争（1455-1485年）后建立的都铎王朝时期却发生了明显的本质变化：原有的以封地为立命之本、以军人为其本职的世俗军事贵族的军事化职能渐趋衰落，所扮演的社会角色趋向于多元化，逐渐发展成为以经营土地、工商业或从政的资产阶级化贵族。1569年英国北方贵族叛乱失败后，英国世俗贵族的军事职能最终终结，此后这一阶级性质转变的步伐更为加快。
    都铎时期世俗贵族职能逐渐非军事化的首要表现之一，就是经过都铎诸王“改组”后的世俗贵族阶层不再以军事义务为首要职能。他们以往的豢养家臣、军事征兵、自行武装等军事特权在此时期大多已不复存在，对军事知识和军事行为的垄断完全被打破，所扮演的“职业军人”角色退出了历史舞台。那些企图在军事领域有所作为的世俗贵族不得不成为由国王战时招募、战后遣散的军队将领。玫瑰战争中幸存下来的霍华德家族第三代诺福克公爵在亨利八世（1509-1547年）初期的对法作战中扮演的就是这样的角色。英国自1540年起一度奉行进攻型外交政策，部分世俗贵族也多以此身份在军事上有所建树。但到16世纪中期，有限的国际战争支付能力迫使亨利八世决定撤出欧洲战场，外交上转攻为守。之后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年）秉持此策，而且实施了一系列经济为重、军事为轻的政策，以至于到1576年时，英国3/4的世俗贵族已没有了参与实战的机会，充当军队临时将领的机会也大为减少④。即使在当时他们成为战时军队的统帅，领兵作战也仅是其博取国内声名和获得个人权势的一种手段而已。1585年援战尼德兰并企图自立为王的达德利家族的莱斯特伯爵，以及多次征讨西班牙并一再炫耀自身成就的其继子埃塞克斯伯爵，其行为都体现了这一点。
    随着集权政府对贵族军事特性的一再漠视，世俗贵族的政治身份和政治地位也发生了重大改变。他们被迫真正位居王下，多数人成为政治管理体系中依赖王权恩宠获得各项权益的中央廷臣或地方官员，王室恩宠与否已成为关系其存亡的关键因素。历经时代巨变而幸存的世俗贵族世家，尤其是对王位野心勃勃的贵族，在此中央集权形势下已回天乏力⑤；而世俗贵族阶层的新成员则因不再以军事为特性却备受眷宠，大多飞黄腾达，达德利—德弗雷和塞西尔两大新贵家族就是其中代表。以爱德蒙·达德利为例，其受封地产分布于13个郡，动产则在5000镑以上，家产不亚于任何世家大族⑥。另外，中央集权下世俗贵族军事职能的弱化也导致他们在国家中央机构中不再是国家政治的主导人物和方针政策的真正决策者。以枢密院⑦为例，1536-1537年时，19位枢密院顾问官中尚有9人是贵族，但到爱德华六世（1547-1553年）统治早期，28人中只有1人是贵族之子，11人是上层乡绅，9人是小乡绅，其余是社会等级更低者⑧。伊丽莎白统治时，旧贵族仅是无实权的枢密院外围成员，在议会中已无立法优势。至16世纪末，世俗贵族控制的上院提出的议案仅占总议案数的20%⑨。为挽回颓势，世俗贵族也曾做过诸多努力，部分无实权者甚至从事法律行业，试图以此为跳板进而从政。也有人变通地采取一种庇护方式，通过赞助在国会中有代表的市镇，将亲信安插到上至国会下院议员、下至地方治安法官及教区教职的位置，继续影响时政。世俗贵族在君主中央集权下被迫改变在国家政治中发挥作用的方式的此类行为，也反映出他们在被迫完全脱离军事封臣这一主要传统角色后，转而瞩目政治领域，试图通过参政仍跻身权力中枢的意愿。
    在世俗贵族军人本质弱化和政治地位改变渐成定局的情形下，新兴资本主义因素的刺激促使世俗贵族中部分有远见者开始介入经济领域，投资于获利行业，如资本主义化的农业和获利丰厚的海外探险与殖民贸易，从而成为对英国历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从商贵族的一部分。众多行业中，投资地产仍是许多世俗贵族的首选。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也使得世俗贵族阶层的私有土地占有总份额不断减少，而新兴阶层特别是乡绅阶级、部分接近王室的商人和廷臣却从中获利良多。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伊丽莎白女王时期。例如，在1558-1602年间，英国7个郡中贵族地产减少了1/4，1561-1640年间，以上7个郡的两千五百多个庄园中，旧贵族的占有率由13.1%降至6.1%，乡绅地主的庄园占有率却由67.1%上升到80.5%⑩。而且16世纪中后期时，英国农业生产已从主要满足本国所需转向满足国外销售和更广阔的国际市场需求，开始下意识地向市场经济过渡。其中纺织业的发展尤其是呢绒输出刺激了英国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更明显地将英国卷入到了世界贸易中(11)。因此投资地产尤其是圈地养羊极为有利可图，贵族、乡绅、自耕农和商人都卷入到了土地投资的旋涡中。在新的政治、经济形势下，拥有地产的新旧世俗贵族逐步改革旧式的经营策略和模式，重视地产的开发与投资，英国因而出现了许多新式农场和一批与资本主义化密切联系的“土地”贵族。
    当然，地产投资并非世俗贵族的唯一选择，他们也重视工商业等新兴获利领域，在采矿、冶金、建筑和酿造等行业以及当时的各类行业公司中均可见到这些企业主或冒险家的身影。伊丽莎白时期最富有的贵族——第四代诺福克公爵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其收入除高达6000英镑的领地年收入租金外，还有巨额的工业、商业和直接经营农业的收入(12)。在远洋贸易投资者中，同样也有很多上层贵族。据拉布的研究，1575-1630年间，在特许贸易公司与贸易组织的成员构成中，“商人”占了73.5%，绅士占9.3%，骑士占9.9%，世俗贵族人数为179人，占总人数的2.8%，在已明确阶级成分的人数中占了3.5%。但在拉布研究的这一时期的26个公司或贸易组织中，非商人包括贵族投资总额占该公司或贸易组织总资本的比重在70%以上的有9个，在50%以上的有14个。贵族同骑士、绅士一起，对这些特许公司或贸易组织的生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3)。在资本主义因素的渗透下，这些从商贵族已开始向近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贵族转变，他们的作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英国以农本经济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英国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加快了英国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步伐，也为他们在下一世纪与具有相同经济利益的乡绅和工商业者阶层联合并起而革命埋下了伏笔。
    总之，从16世纪中叶开始，新的社会现实已迫使世俗贵族由以往的军事和政治身份转为屈居王下的政府官员或商人，其传统的军事本质正逐步消失，职能趋于多样化，已由封建贵族向近代意义的资产阶级贵族转变，这已成历史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