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网-历史之家、历史上的今天!

历史网-中国历史之家、历史上的今天、历史朝代顺序表、历史人物故事、看历史、新都网、历史春秋网

当前位置: 首页 > 世界史 > 世界古代中古史 >

从传统回归现实(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中国社会科学网 王萍 参加讨论

二、都铎时期世俗贵族传统军事职能弱化的原因及影响
    如上所述,中世纪时期世俗贵族作为骑士制度的上层本应遵循骑士法规且始终以军事义务为首要目标,但都铎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逐步改变使得世俗贵族主要职能非军事化而多样化的倾向日趋明显。有关这一转变的原因及影响,以下主要从当时都铎政府实施的系列政策、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以及英国国力发展和军制变化等方面加以分析。
    从根本上说,英国世俗贵族的这种职能演变是以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年)和红白玫瑰战争的结局为前提的。英法战争的旷日持久迫使英王一再强调世俗贵族的军事价值,于十四五世纪时大肆封授高等爵位,部分世俗大贵族的军事实力和经济独立性趁此增强,利用军事特权募集家兵,发展武装,成为战后政治稳定的最大威胁(14)。百年战争之后,有实力的封建贵族经过分化组合,分别参加到金雀花王朝后裔的两个王室家族内斗——玫瑰战争中。他们作为国王的直属封臣和军队的核心人物在互相残杀中所剩无几,英国以军事采邑与骑士服役相结合为表征的封臣制和骑士制开始了实质性衰落,封建贵族制度备受打击,从此一蹶不振,为之后的都铎王朝旨在削弱贵族势力的贵族阶层“改组”创造了前提。尽管都铎时期贵族等级制度的相关形式没有明显变化,世袭贵族也得到了完整意义上的议会出席权(15),但王权的渐趋集中以及社会阶层间流动性的加强,世俗贵族的经济、政治、军事声势已大不如前。玫瑰战争中崛起的新兴贵族和资产阶级力量则成为都铎王朝中央集权政体的支柱,也成为传统贵族能否在新王朝各领域继续发挥作用的强大竞争对手。面对新形势和新兴势力的挑战,世俗贵族阶层的“改组”和职能被迫非军事化而多样化就成为必然趋势。
    都铎王朝初建就面临着重组贵族等级以稳定国家政治的任务,对敌对派贵族的镇压和对新贵族的提拔遂成为都铎诸王的重要政治策略。亨利七世(1485-1509年)、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一脉相承,出于削弱世俗贵族政治权力和军事特权的目的严厉镇压敌对派贵族,并实行严苛的封爵政策,在客观上加速了世俗贵族职能非军事化的倾向。1504年颁布的《取缔家兵法规》规定:凡是豢养家兵的人均应在星室法庭(16)受审,一经“供述、审讯及验明证据确凿后”即可定罪,以法律形式剥夺了世俗贵族的传统军事特权。至于亨利七世打击贵族的铁血政策,一位驻英国的威尼斯观察家曾写道:“在过去的20年中,有3位具有王族血统的王子、4位公爵、40位伯爵以及三百多其他人死于暴力。”(17)到亨利八世,仍继续处死潜在的王位继承者和争夺者,且增设了具有解散贵族亲兵、收缴武器等权力的郡督一职,监视各地军队和贵族,直至伊丽莎白女王时郡督权力仍得到法律认可,世俗贵族的势力已每况愈下。除此之外,亨利七世、亨利八世这两代君主还利用罚款、法庭罚金等封建特权从经济、法律上制裁不安分的贵族,趁机没收敌对者的领地和财产,将遏制反对派贵族同聚敛财富相结合,使王室的政治权威和经济实力均得以增强,为其更有效地继续削弱贵族奠定了基础。其中褫夺产权法的实施较为广泛,仅亨利七世一代就有138人被褫夺产权,13人是位在乡绅之上的贵族。亨利八世也是雷厉风行,代表性事件是1523年褫夺了白金汉公爵之产权。国王或许在适当时机会归还部分产权,但被褫夺的贵族要想重新获得原有产权却并非易事(18)。作为政治控制的一种手段和“缓刑”机制,国王靠褫夺产权获得了价值巨大的地产和有形动产,如仅褫夺威廉姆斯·斯坦利爵士一例,亨利七世就获得了价值高达9062英镑的现金和珠宝(19)。此类措施的实施,不仅使世俗贵族逐步丧失了军事上的传统重要性,更使其人身安全、政治经济权力时时处于国王特权的威胁之中难得保障,遂成为贵族阶层在下一世纪参与反抗集权王权、争取权利的革命的根本原因之一。
    为保持贵族阶层的存在与规模,封授新贵族也是都铎诸王实施的必要措施。按照英国传统,世俗贵族的爵位和封号一般不可随意转让出售,但国王出于多方考虑大多会适量增补。十四五世纪时,诸多因素使得英国每25年间就约有超过1/4的贵族家族消亡,玫瑰战争又加速了这一消亡过程,到16世纪早期,贵族集团的更新已势在必行(20)。封赐爵位、封号就成为都铎诸王拉拢新兴阶层、增加财政收入和保证贵族群体规模的必要手段,但他们在封授问题上极为审慎,不再强调其军事价值,反以限制人数、削弱世俗贵族实力和加强王权为最终目标。在这一过程中,贵族尤其是传统世家实力萎缩,而具有一定资产阶级精神的新兴阶层在政治和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却日益重要。亨利七世时放任世家贵族自然减员,且很少封授新贵,至1509年,贵族人数由1485年的55名已缩减到42名(21)。亨利八世继位后,1529年时贵族人数恢复到55名左右(22)。后因宗教改革一度加大了封授新贵的力度,但至1547年他去世时,贵族数量仍大体维持原有规模,只比他即位时多了9个(23)。伊丽莎白一世在位45年一共才封授了18个大贵族,其中13人还是恢复已有爵位家族或重新认可新继承者,新封授者仅5人,其中3人是女王亲属,只有2人是由骑士等级晋升上来的新人。1573-1603年间,女王除批准威洛比勋爵继承其母爵位和将霍华德勋爵提升为伯爵外,新封授者仅1人(24)。由此可见都铎诸王在封爵问题上的审慎严苛。再加上世家贵族因缺乏男性继承人的家族绝嗣,多数新受封者的空有虚名而无实权,整个都铎一朝世俗贵族阶层的人数和用武之地有限,传统军事价值失势,更多的失去爵位或空有爵位而无上院出席权的世俗贵族被迫在社会其他领域另谋出路。
    都铎政府的贵族阶层“改组”政策直接导致了英国社会等级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变化,而等级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又加深了世俗贵族的职能非军事化和多样化。从16世纪时的文献和著作分析中可知,当时的社会已脱离了中世纪那种“教士祈祷、贵族(骑士)作战、其他人劳动”的观念,军事的重要性开始让位于经济发展,国家政策的重点也相应转变,贵族阶层已不再是王权依凭的唯一支柱。这直接导致“贵族”成为一种身份象征而非之前所代表的军事意义。尽管家世出身的等级观念依然存在,但财富的攫取和政治权力的竞逐比起“祈祷”和“作战”义务的“本职”对获得并保持“贵族”地位更为重要,财富已成为社会价值体系中新的宠儿。新兴阶层尤其是乡绅阶层政治、经济实力迅速增长,其注重经济利益的价值观念开始盛行,财富、权力地位和生活方式渐成为划分等级的主要标志。新崛起的家族像莱奥斯利家族、斯潘塞家族等也受其影响以此为鉴(25)。当时的社会甚至将拥有相当地产与社会地位的五级封爵者、骑士、从骑士和士绅列入同一等级中,贵族身份此时成为一种带来更多财富和权力契机的凭证。乡绅之下的阶层及乡绅等新兴势力以“士绅、从骑士、骑士到五级封爵者”这一序列逐步跻身贵族行列,目的就在于此。另外,都铎后期官僚机构的运行靠一套不支付工资的官僚机制,部分世俗贵族从政更多的是靠“业余参与精神”而非以此为生,也折射出了军事重要性让位于政治经济、贵族身份成为荣誉标签这一点(26)。而且不以政治为生的特性使世俗贵族更易接受以市场为谋利原则的资本主义制度,成为他们之后与新型资产阶级能达成妥协的契合点。由此可见,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和新兴力量的崛起冲击了传统意义上的“军事立国”和“军事贵族为执政之基”的观念,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都铎时期世俗贵族的主要职能非军事化而多样化。这些跻身于贵族行列的“新贵”们凭借自身的雄厚经济实力和日益强大的政治影响力,逐步改变着传统的以世俗贵族为中心的“上层价值模式”,影响着英国社会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也为贵族阶级属性的演变准备了条件,推动着英国社会朝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行进。
    此外,都铎时期英国国力和军事制度的变化也对世俗贵族的职能非军事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推行的扩大对外贸易与发展海上势力相联系的重商主义政策使英国国力已明显增强,商人和商业探险者与传统意义上的军事贵族相比对国家的意义更为重要。亨利七世注重经济发展,之后亨利八世追求海上优势,在其统治后期,使英国成为一个拥有47艘吨位300吨以上军舰并独立于欧洲大陆的海上强国,一时国力不容小觑(27)。虽在爱德华六世和玛丽一世(1553-1558年)时国力一再减弱,但到伊丽莎白一世宗教改革完成后,女王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新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外政策。其中一项就是奖励造船业发展航海贸易,英国国力尤其是海上势力再度兴盛。截至1576年,英国东海岸城市载重量为10-30吨的渔船有140艘,到1577年,100吨位的船只由原来的85艘增至185艘,1588年达到188艘,1624年时已是350艘。据学者估计,1594年活动在美洲大陆的英国船只就有100艘(28)。这一政策的实施不仅提高了英国海上运输能力,极大地推动了英国海外贸易的发展,而且也为英国培训了自己的船员,为其向海外扩张、追求殖民霸权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准备。在英国争夺海外市场的实践中,部分世俗贵族审时度势,参与投资对外贸易推动下的合股公司,成为海外贸易的推动者之一,与以商人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和“海上贵族”(像德雷克、霍金斯等人)一起,为本国国力的增强作出了较大贡献(29)。到都铎王朝结束时,随着国力的日益提高和国策重心的改变,英国以军事贵族立国的时代已正式一去不复返了。
    都铎时期的军事制度及政策变化也决定了世俗贵族军事职能的逐渐弱化。整个中世纪,英国均未设常备军。在亨利二世(1154-1189年)军事改革前后,英国军事制度有一明显不同。在此之前,本国军事贵族一直是军队的核心角色,改革后盾牌钱制大为流行,历代英王便多采用外国雇佣兵、民军以及契约军役等方法征调军队。雇佣军的存在使国王与世俗贵族的关系出现了新调整,国王开始独掌武装,而世俗贵族则转为雇佣军成员或投身经济活动,其军事性质已有所淡化。至都铎时期,雇佣兵制仍然存在,但民军制度已大为发展,王室官员指挥下的郡民兵取代了之前地方贵族控制的作为军事力量储备的私人扈从。军事制度的这种改变对世俗贵族的军事本质而言也是一大打击(30)。此外,15世纪后期开始的西欧大陆“军事革命”(31)和海外贸易的发展也刺激都铎政府重视海上势力尤其是海军建设。而且1550-1557年和1559-1585年这两段欧洲大陆上相对和平时期也使英国政府相应减轻了对本国军事和人力方面战略意义的重视(32),而采取了一种重视实用性和讲究实效的军事策略,讲究在特殊情况下利用现有资源进行设计革新以发挥最大军事效率。都铎后期的军事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归因于此(33)。亨利八世建立海军、建设码头和海岸防御工事等措施,财政匮乏时外交上转攻为守,伊丽莎白一世注重将财政资源按照军情轻重缓急加以分配利用,都是这一策略的表现(34)。英国这种军制转变及军事政策重点转移到非传统领域并重视实效的策略也是世俗贵族逐渐失去存在价值、主要职能非军事化的根源之一。因此,尽管16世纪末期封建兵役制形式仍在,但也只是一模糊的影子,国家统治形式已不再是封建领主制下的以军事武装为根基的政治。世俗贵族在意识到自己的传统军事价值丧失后,脱离传统转而寻找新契机,适应了职能逐步多样化的角色转变,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英国民族国家的建立提供了可靠保障。
    总的来看,都铎时期一系列政策的逐步落实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有效地压抑了英国世俗贵族的好战天性,促使其传统军事价值的失势和主要职能的非军事化,世俗贵族所扮演的社会角色趋于多元化并影响着未来历史发展的趋势。
    综上所述,都铎时期英国世俗贵族传统军事职能的衰落不仅在于国家政策的重点发生改变,也是变化了的现实社会价值观念、历史时局使然。世俗贵族职能的被迫非军事化进程虽未改变都铎政权贵族政治统治的本质,但动摇了英国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存在基础,刺激了世俗贵族阶层财产、人身权利及经济独立等法制意识的觉醒。其职能的多元化尤其是“经济化”,使得他们渐渐成长为依赖商品经济并与乡绅及工商业者等新兴职业集团具有一定共同利益的新式“资产阶级化贵族”,从而更容易接受以市场为谋利原则、以法制为个人权利保障的资本主义制度。贵族阶层在17世纪能与新兴资产阶级力量达成妥协,并结盟参加了反对集权王权、争取个人法律权利的革命,并从此在立宪君主制国家掌权近200年,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成为影响国家未来价值取向和政治走向的中坚力量,原因就在于此。

(责任编辑:admin)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栏目列表
历史人物
历史学
历史故事
中国史
中国古代史
世界史
中国近代史
考古学
中国现代史
神话故事
民族学
世界历史
军史
佛教故事
文史百科
野史秘闻
历史解密
民间说史
历史名人
老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