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州”章对各州的记述形式雷同，具体内容则各有特色。其所记载的内容，除“九州”政区为假托以外，其余山川、名物大都可考。《禹贡》在记述各州土壤、赋税、物产的基础上，又以贡道为纽带把各州与帝都所在的冀州联系起来，是一部反映全国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的著作。开创了我国古代地理学著作重视经济地理的传统。其三，《周礼·职方氏》〔13〕。“职方氏”是《周礼》“夏官司马”属下的一种职官名称，掌疆域图籍及地方职责。在“职方氏”条下，作者记述了“九州”布局和各州境内的山镇、泽薮、人口、特产、畜产、谷物等，现录其“青州”条以观其概貌：
    正东曰青州，其山镇曰沂山，其泽薮曰望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鱼。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鸡狗，其谷宜稻麦。
    “职方氏”所记“九州”名称与《禹贡》互有出入，域境亦不尽相同，但其以一统的观念划分全国政区，记述各地自然环境和物产布局的旨趣却是一致的。《禹贡》和《职方氏》既然都重视对各地经济地理的反映，在当时商业活动已经较前大为活跃的形势下，都有条件对当时的商业地理情况予以记载。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两种著作都没有记载商品交换的情况。如果说由于商业贸易非“职方氏”职掌范围，其不记述商贸情况事出有因的话，那么《禹贡》之所以没有反映战国时期商业地理的情况，我则认为是由于作者执意要回避现实，把自己的作品伪装成夏代著作的模样，它所记述的各地物产是贡纳和国税的征收物，而不是参与市场交换的商品，各州通往冀州的路线是贡道，而不是商品流通渠道。因而《禹贡》也不具有商业地理学的性质。当然，我不否认像《禹页》、《职方氏》这样较为系统的记载全国各地物产和情况的区域经济地理著作的问世，对商业地理著作诞生的促进作用。至于《吕氏春秋·有始览》及《尔雅》中《释地》、《释丘》、《释山》、《释水》诸篇〔14〕，其地理学意义，则主要表现在对“九州”及其他有关地理名词的阐释方面，没有商业地理学意义。
    总而言之，我认为先秦时期没有产生商业地理学的专著或专篇。但是，先秦时期尤其是战国时期，人们的商业地理学知识的积累和有关区域经济地理学专篇中的物产地理成就，为后代商业地理学的诞生准备了条件。对于商业地理学来说，战国时期是一个酝酿的时代。
    二、《货殖列传》对全国商业地理形势的系统记述
    西汉时期，统治者实行“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在宽松的社会环境下，农业、手工业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商品经济也随之活动起来。“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货殖列传》，下引此篇均不出注）。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司马迁继承了先秦区域经济地理研究的成就和方法，吸收了各类著作中的商业地理知识，融合自己实地考察的成果，创立了我国古代的商业地理学，其代表作即《史记》中的名篇《货殖列传》。
    《货殖列传》，顾名思义，应是记载先秦以来以商贾为主的各种善种聚财致富人物的类传。然而，这篇列传的写法与他篇不同，不仅有治生者的事迹，还有许多直接阐述作者经济见解的议论性文字及记述各地商业地理形势的内容。就篇幅而言，大致各占1/3。实际上，在关于人物事迹和议论性的文字中，也穿插着一些商业地理问题。总之，《货殖列传》关于商业地理的内容极为丰富，极为系统。
    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首先从宏观上记述了全国各地商品的布局及其交易的情况：
    夫山西饶材、竹、穀、、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
    司马迁接着指出，这些农、工、虞所出之物，皆待“商而通之”，并且生动地描述了人们经商的繁忙景象：“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既然司马迁所举各地物产皆为商品，因而这段记载已超出了一般物产地理的意义，具有商品地理的性质，属于商业地理的范畴。
    在对全国商品产地进行宏观考察的基础上，司马迁借鉴《禹贡》经济区划的研究方法，把全国划为九大商业区，分别具体记述了西汉前期〔15〕各地的商业地理。现将其要点概述如下：
    1.关中区。关中是我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关中的范围，古人所指不一。《货殖列传》泛指函谷关以西战国末年故秦之地。关中以“汧、雍以东至河、华”即秦川地区为中心，南有汉中、巴蜀，西北包括天水等陇右四郡。秦川是关中大区的经济重心，这里自然条件优越，“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其后经过先周诸王的经营，历周秦以至西汉，“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秦川地区之南是汉中、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巵、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汉中地区的资源也很丰富，“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16〕且又是沟通秦川和巴蜀的交通枢纽所在。司马迁谓巴蜀虽“四塞”，然“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秦川西北的天水、陇西、北地、上郡，“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狄之畜，畜牧为天下饶……唯京师要其道”。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发达的农牧和手工业生产为商业市场的繁荣提供了条件。据司马迁记载，当时关中的主要商业城市有：秦川西端的雍县（今陕西凤翔县南），“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长安东北的栎邑（即栎阳，今陕西富平县东南），“北郤戎狄，东通三晋，亦多大贾”；蜀郡的临邛（今四川邛崃县），是一个经中原“迁虏”卓氏、程郑等工商业主开发而繁荣起来的城市。卓氏原是赵地的冶铁主。初迁时，“诸迁虏”、“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卓氏闻汶山之下，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民工于市，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致僮千人”。程郑“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京师长安（今陕西西安市），地处富庶的秦川之中，是关中最大的商业城市。汉中、巴蜀物产经褒斜道荟萃于此，又扼居陇右四郡畜产南来东出的要道，“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长安高利贷者无盐氏，在吴楚七国之乱时向“侯邑国在关东”的列侯封君发放风险贷款，“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