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三河区。三河即河东、河内、河南三郡之地，与关中一样也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司马迁说：“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三河地区的主要商业城市有：河东郡的杨县（今山西洪洞县东南）和平阳（今山西临汾县西南），“西贾秦、狄、北贾种、代”；河内郡的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和轵县（今河南济源县东南），“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河南郡的洛阳（今河南洛阳市），是一个经济辐射区域极为辽阔的大商市。司马迁介绍说：“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洛阳大商人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
    3.漳、河区。即黄河与其支流漳水之间，相当于今河北省南部。这一地区最重要的商业城市是邯郸（今河北邯郸市）。司马迁说：“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近梁、鲁”，经济辐射区域达到华北的大部分地区。
    4.勃、碣区。即碣石山与渤海之间，相当于今河北省东北部。这一地区最重要的商业城市是燕（即蓟县，今北京市）。司马迁介绍说：“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由此可见，燕市场的辐射区域也很大，向南影响到华北大部分地区，向东北影响及今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乃至朝鲜，是中原人民和东北少数民族及朝鲜人民进行商品交换的经济枢纽。
    5.海、岱区。即习俗所谓齐地。司马迁说：“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齐处泰山之北，东至大海，相当于今山东省北部。这一地区最重要的商业城市是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司马迁说：“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中具五民。”何谓“五民”？《集解》引如淳曰：“游子乐其俗不复归，故有五方之民。”即谓由于四方商贾和当地商人的经营活动促成了临淄市场的繁荣。齐地大商人刀间，爱贵“桀黠奴”，“使之逐鱼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起富数千万”。
    6.洙、泗区。相当于今山东省西南部。这一地区的主要商业城市是邹（驺）县（今山东邹县东南）和鲁县（今山东曲阜市）。司马迁说：“邹、鲁滨洙、泗，……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好贾趋利，甚于周人。”如鲁地大商人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致巨万……赊贷行贾遍郡国。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以曹邴氏也”。
    7.梁、宋区。即“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一带，相当于今省河南省东北部与山东、江苏、安徽交界的地区。这一地区的主要商业城市是陶（即定陶）县（今山东定陶西北）和睢阳（今河南商丘市南），司马迁介绍说：“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致其畜藏。”“陶、睢阳亦一都会也。”“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睢阳与定陶相去不远，皆以交通便利和经济发达而成市。
    8.越、楚区。司马迁所说的越楚地区，不但包括战国时期故越、故楚之地，而且还包括岭南的越人之地。由于越楚区的范围很大，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所以司马迁又把这个大区分为西楚、东楚、南楚、岭南四个小区，分别介绍各地的商业地理情况。“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西楚的主要商业城市有：江陵（今湖北江陵市西北），“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县（今河南淮阳县），“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东楚最著名的商业城市是吴县（今江苏苏州市），“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南楚最重要的商业城市是寿春（今安徽寿县）和合肥（今安徽合肥市），“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此外，豫章（治今江西南昌市）和长沙（今湖南长沙市）还有不很发达的矿业市场，“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岭南最著名的商业城市是番禺（今广东广州市），“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
    9.颍川、南阳区。司马迁称其为“夏人之居”，也是我们祖先较早开发的地区。这一地区的主要商业城市有南阳郡的宛县（今河南南阳市）和颍川郡的阳翟（今河南禹县）。司马迁介绍说：“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宛县大工商主孔氏，“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
    《货殖列传》的系统记述，为我们研究西汉前期的商业地理提供了珍贵资料。
    三、《货殖列传》的商业地理学价值和特点
    我认为，《货殖列传》关于西汉前期商业地理形势的记述具有如下特点：
    1.广泛而又具体的记述了全国范围内的商品地理分布。商品的地理分布是商业地理学的基本问题，也是司马迁商业地理学理论的出发点。他首先采用类似荀子的方式从宏观上概述了全国商品地理之大势，接着又借鉴《禹贡》和《职方氏》区划研究的方法，具体记述了各地商品布局。如关中区的巴蜀，“地饶巵、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以燕（蓟县）为中心的勃、碣区，“有鱼、盐、枣、栗之饶”；以临淄为中心的海、岱区，“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岭南的番禺则为“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但也有少数地区（如三河、漳河等），司马迁没有如同上述各区那样一一列举其主要商品，我想大概因为这些地区开发较早，参与市场交易的商品大多是人所皆知的农业和手工业产品，故可略而不记。《货殖列传》对全国各地物产的记述，突破了《禹贡》、《职方氏》贡物地理分布的落后形态，属于商品地理布局的范畴，而且比《禹贡》、《职方氏》、《荀子·王制》篇所记物产更丰富，又大多是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大路商品，即司马迁所谓“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总之，我认为《货殖列传》关于商品地理布局的记载比先秦时期任何著作的记载都更系统，其所反映的商品交换领域更广泛、层次更深入，具有极高的商业地理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