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3月，马克思退出《莱茵报》后，从社会舞台回到书房，开始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批判。这项工作使马克思感到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黑格尔是“所有时代中最有学问的人物之一”，“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虽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3]（121）因此，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清算不能只是纯粹的逻辑分析，而必须作具体的历史批判。这样就推动了马克思对历史的深入研究。这年夏天，马克思集中深入研究了世界历史，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史。与此同时，马克思开始接受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对他的历史观持批判态度。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虽然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辨原则颠倒过来。但是，他在历史领域却背离了唯物主义，“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4]（50）这一时期的研究使马克思得出如下的结果：“要获得理解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的钥匙，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5]（409）这表明，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和历史的深入研究，已经找到了通往唯物史观的门径。
    1843年10月，马克思旅居巴黎以后，又研究了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梯叶里、基佐、米涅以及梯也尔等人的历史著作。这对于唯物史观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恩格斯指出：“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末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证明，事情已经向这个方面发展……”[6]（200）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们最早发现了阶级斗争，并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阐述了历史上阶级存在的客观事实，指出了从中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之间的斗争，乃是推动英、法两国历史前进的动力。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怎么产生的？支配着阶级斗争进而支配整个历史的那些规律又是什么？对此，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没能作出正确的回答。
    在巴黎期间，马克思通过历史研究，获得了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认识。然而决定历史本质的最终根源还没有找到。已有的经济学知识告诉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3]（82）于是，马克思从1844年4月起，全力投入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着重考察了英国古典经济学说，论证了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从而发现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7]（121）在这里，马克思看到了物质生产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从而向唯物史观形成迈出重要的一步。
    对于恩格斯来说，1842-1844年是他的唯物史观形成的重要时期。
    1842年11月，恩格斯从德国来到英国从事商业活动。从那时起，恩格斯通过考察英国的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发现了物质利益在历史上的作用。他后来回忆道：“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1]（332）他还指出，物质利益是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这表明恩格斯已初步形成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
    1844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相见时，他们各自己通过不同的道路，完成了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的转变，独立地形成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共同合作，全面展开对唯物史观的理论阐述。他们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神圣家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都对历史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进行了深入探讨，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这些思想交辉相映，融为一体，构成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框架。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对唯物史观作了原则的阐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巨著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出发，展开了对唯物史观的全面论证。他们指出：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就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4]（32）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还回答了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家提出但不能回答的问题，即阶级斗争的根源，指出“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作者注）之间的矛盾。”[4]（81）至此，人类历史发展根源的千古之谜，终于被揭开。
    从上述的认识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自己的新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4]（43）根据这一历史观，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了生产关系必须和生产力的性质相适应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以及其他唯物史观的最基本原理，这样，唯物史观就诞生了。
    《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仅仅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形成，新的历史观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了系统的阐述，并在以后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中，不断地完善和丰富这一科学的历史观。
    唯物史观的创立不仅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而且也引起了史学领域的深刻变革。它科学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和普遍规律，揭开了蒙在历史上面的神秘面纱，使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世界历史再现出它的本来面目，从而使历史学成为历史科学。马克思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4]（21）
    首先，唯物史观从根本上解决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克服了旧史学把社会意识当作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而社会存在则被看成社会意识的派生物这一根本缺陷，并以物质生产方式作为出发点，考察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得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8]（8）这就把历史的本质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之上，为科学地探究历史运动的规律奠定了可靠的基石。
    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物质生活纳入社会历史中考察，发现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矛盾运动的规律。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变成桎梏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4]（79）这样唯物史观就为人类揭示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它是“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8]（9）从而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再次，旧的历史观在史学研究中往往把注意的中心置于决策者和显要人物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国家政治上面，忽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唯物史观从根本上克服了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的缺陷，恢复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
    最后，唯物史观的形成，为历史研究指出了正确的途径，“即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4]（12）从而使得“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及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及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9]（5）这就结束了唯心史观在史学领域的长期独霸地位，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