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东方和西方
    如上所述，中日间经济关系互动，文化交流频繁，不是造成目前国民感情严重恶化的元凶。因此，我们只能把目光投向政治。
    “政冷经热”现在成了中日两国的流行语。两国人员往来和物资流通呈现前所未有的盛况，但政府最高层互不走动有年；中国的“女子十二乐坊”走红东瀛，日本“动漫”席卷神州，但互联网上两国人士却冤家路窄，频频恶语相向。相对于经济和文化的相互提携与友好交流，政治外交和国民感情的对立成为目前扭曲的中日关系之象征。
    虽然中国和日本各自都在致力经济改革，但如果政治一旦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那么加快政治改革势在必行。在中国，如马立诚、时殷弘那样的激进学者，抛弃个人毁誉提出诸如“中日关系新思考”；但是在日本，我们几乎听不到试图改变现状的呼声。
    总之，在构建新时代中日关系问题上，两国学者的期待值和热情度存在明显反差。究其原因，日本政府唯美国马首是瞻，漠视亚洲在新世纪世界格局中所占重要地位，忽视了迅速崛起的中国拥有的巨大能量，在政治外交上出现严重错位。因此，日本虽为跻身“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而沾沾自喜，却无法在亚洲国际事务中充任“首脑”；日本虽为达到“入常”目的而游说列国，却不能与自己的邻居和睦相处。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奉行“脱亚入欧”政策，其用意在“脱亚”而“制亚”，从“八国联军”到侵华战争，给亚洲各国带来深重灾难。令人费解的是，获得日本政府批准的右翼教科书，竟然宣称近代以来的一系列侵略战争，是为了在西方列强的奴役下解放亚洲人民。试想一个以亚洲同胞为耻、不惜“换血”（注：日本明治政府首任文部大臣（教育部长）森有礼（1847-1889），不仅主张废除汉字，甚至倡导通过“人种改良”以实现欧化目的。）以充洋人的国家，怎会做出如此有悖常理的善事？
    日本要获得亚洲邻国的信任，首先必须做一个本份的亚洲国家，根基在亚洲而欲置身于西方，就像鲁迅所说的“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注：鲁迅：《论“第三种人”》，《文学》第1卷第1号，1933年7月1日。）“二战”结束以来，日本虽然在经济、文化领域汇入世界主流，但政治上并未完全脱胎换骨（保持“天皇制”即为一例），明治时期以来功利、短视的外交政策延续至今，日本如果继续迷信“脱亚入美”，不迅速调整政治外交的错误定位，与亚洲各国的结怨必然加深。
    经济大国的日本，为什么不能成为政治大国呢？日本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依靠本国的资源，而是依赖以全球为市场的物资流通。就经济而言，当进出口失衡时，必定会爆发贸易纷争。日本正是依据国际准则（如WTO规则），不懈地解决贸易纷争，才迎来了今日的繁荣。经济界人士的贤明之处，值得日本政治家学习。
    在参拜靖国神社、右翼教科书问题上，日本政府一味强调属于内政。我曾经质问日本人：一个强奸邻居的恶人，仅仅家法处置就能了事吗？一个在外国杀人的罪犯，受害者家属不应该参与审判吗？如果强奸犯在家里悠闲自得，杀人犯被奉为英雄，你会怎么想？开放的经济和封闭的政治，扭曲了日本的国际形象，也埋下了与邻国冲突的祸根。
    四、时空错位
    无数次被人问到“你对日本人怎么看法”，我的眼前就浮现出一个形状怪异的形象：远看似头戴礼帽、身着西服、手提文明杖的绅士，近看前额剃成髷发、身穿宽裤、腰插双刀的武士。日本经过“脱亚入欧”和“脱亚入美”，躯体的某些器官已经西化，但其他精神世界和深层心态进化缓慢，甚至残存着封建社会的某些陋习。
    比如说，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模仿普鲁士建立近代军队，但在战场上残杀俘虏、掠夺平民、强奸妇女，暴露出封建武士的残暴本性。“二战”结束至今，德国早已走出“纳粹”阴影，但日本依然无法清洗军国主义罪行，其原因也在此。日本某些政要否认“南京大屠杀”、不肯向灭绝人寰的细菌战受害者道歉、反而为双手沾满鲜血的战犯歌功颂德，均与其封建武士“情结”有关。日本虽然自我标榜为“民主化、现代化、国际化”，其实这“三化”都得打些折扣。
    先说“民主化”。其局限性有目共睹，你可以自由诟骂总理，但不能对天皇丝毫不敬，长崎市长仅仅说了句“天皇负有战争责任”，受到执政的自民党围攻，而且还挨了右翼分子的枪子；世代侨居日本的少数民族，既不享有选举权，也没有被选举权，甚至华侨、韩侨等在日本创办的学校，其学历一概不被承认，这在民主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再看“现代化”。不可否认日本在战后重建过程中，创造出经济现代化的奇迹；但我们也必须关注，日本的“现代化”是畸形的、失衡的。比如，日本“女权”运动苦苦追求的目标之一是“夫妻别姓”，即女子婚后继续使用原来的姓氏，这种在现代社会属于最基本人权的要求，在保守派占主流的议会屡屡遭到否决。甚为可笑的是，至今崇天皇为神的日本人不在少数，几年前日本首相森喜朗不是振振有词地宣称“日本是神之国”吗？诸如此类，日本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中保存传统文化的精华，具有正面意义；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里遗留落后于时代的偏见和陋习，包含负面影响。
    “国际化”呢？明治维新时期追求“西欧化”，“二战”以后奉行“美国化”，日本从未实行过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日本的所谓“国际化”，一直是极端功利和短视的，当它锁定一个追随的目标国，其他国家便成为其利用、漠视甚至欺压、出卖的对象，明治时期如此，昭和时代亦然。就目前中日关系矛盾激化而言，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日本拒邻国利益而不顾的“美国化”。换句话说，日本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既不按照本地区原则，又不遵循国际准则；退则以日本的特殊性为遁词（如“靖国神社”），进则以美国为挡箭牌（如“台湾问题”），自然成为众矢之的。
    综上所述，残缺的民主化、局部的现代化、片面的国际化，可以看作是一种“时空错位”现象，而其深层的原因则可归结为“岛国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