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所谓洋布，指开口通商后由西洋输入的以机器纺织而成的棉布。由于来自西洋，又是西式机器织作，与中国手工织作的土布有明显区别，故名之曰“洋布”。直至19世纪末以后，本土也以新式机器纺织棉布，由于品质相同，民间仍沿用“洋布”之名，成为机织棉布的统称，一直沿用至20世纪中叶。
    纺织业是欧美自18世纪中叶发生工业革命、出现大机器生产以后，发展最为迅速、生产增长最快的一个行业。自18世纪70年代开始，首先在英国出现了纺织行业的技术革命，并很快蔓延到欧美诸国，蒸汽机动力和新式纺织机的采用，使纺织业生产力大幅提高，纺织产品成倍增长，纺织品也成为欧美商人开拓海外市场、赚取大量利润的主要商品。西洋机制纺织品主要分为棉纺织品和毛织品两大类。棉纺织品即中国人俗称的“洋布”，有粗斜纹、细斜纹、市布、本色布、色布等种类。毛纺织品则有哔叽、哆啰呢等种类。英美商人早在鸦片战争前就已经开始向中国输入洋布和毛织品，但数量较少，价格也贵，只是一些有钱的官宦豪商为喜新炫奇而购买穿用。19世纪40年代开口通商后，洋商垂涎中国广阔的市场，抱着攫取巨额利润的热望，积极地向中国输入推销纺织品。洋纺织品比中国手工织布细密平滑，色泽鲜艳，幅面比土布宽一倍，因而更加美观适用，受到中国人的喜爱。通商后洋布的价格也有所下降，如有一记载说，在通商前一匹本色市布的售价大约是白银七两，通商后的40和50年代降为三两[2]（P1344——1345；P91）。还有一记载说，在1834—1849年间，进口棉布每匹价格由4.75元下降到2.40～2，45元[3]（P80）。洋布的这种价格已经与土布差不多。在19世纪50年代末，洋布由于进口过量，形成滞销，价格进一步下降，在天津市场上的售价已经低于土布的三分之一，而在1861年时甚至“仅及土布价钱的一半”[3]（P92）。洋布价格的下降，使得更多的人有能力购买，因而其进口销售量也呈持续增长之势。在鸦片战争后的几十年间，英美等国输入中国的纺织品，伴随着中国商埠的增开、商品输入量的增加而持续增长，特别是其中棉织品数量增长更为显著，在总输入物品中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大。仅就19世纪对华主要输入国英国的输入物品来看，据估计，在1842年输入中国的物品中，棉织品居鸦片和棉花之后居于第三位，占8.4％；到1867年上升为居鸦片之后的第二位，占21％；再到1885年，棉织品已经以占35.7％的优势而居英国输入物品的第一位，而且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叶[4]（P269）。另有统计，自19世纪60—90年代，欧美诸国进口物品总量及纺织品的输入情况见下表（以关平银两计值）（注：此表据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二册第1058—1059页《进口商品分类表》制作。）：
    年代进口总值棉织品毛织品百分比
    18676930万1300万740万29％
    18737410万1800万590万32％
    18837360万1680万390万28％
    189315130万2730万460万21％
    由此可见，在进口纺织品中，棉织品——即洋布一直是大宗，特别是80年代后增长幅度最大。另外还有一项专门对洋布输入量的统计，1867年是425万匹，1880年增为1316万匹，十三年间增长了三倍。1890年又增为1656万匹[5]（P1368）。虽然这些统计数字未必十分准确，但19世纪下半叶洋布进口逞增加趋势应是一不争的事实。
    与洋布输入量的增长相伴而来的，是洋布在中国销售市场和地域的不断扩大。首先是陆续开放通商的商埠成为洋布分销的主要集散地。自19世纪40年代后，先是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等东南五口开放通商，60年代以后，天津、镇江、牛庄、汉口、九江、登州、宜昌、芜湖、温州、重庆等各主要交通枢纽城镇也陆续开放通商；至1894年，全国通商城镇已达26个，遍及沿海、沿江及广大内地地区。这些商埠都成了外国商船自由往来、进出口货品集散流通和中外商人来往聚集之地。作为中外贸易商品大宗的洋布，也由这些遍布各地的商埠，行销到更广大的内地城乡。
    随着洋布输入数量的增加和销售的扩大，穿用洋布的人也日益增多，洋布衣作为一种新衣着习俗而逐渐发展起来。在通商初期的一二十年，由于洋布的售价并不比土布便宜多少，洋布又不如土布结实耐磨，因而即使在城镇，一些商民购买洋布也主要是出于新奇和追求时尚的心理。所以，最初洋布在中国的销量虽有增长，但幅度不大。如英国作为向中国输入洋布的主要国家，其输入的棉布价值在1841年时是58万英镑，到1857年时增加到170万英镑，十六年间增加不及两倍[3]（P79）。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随着洋布价格的下降及通商口岸的增加，其销售也随之扩大。虽然由于开埠先后、交通问题及市场购买力等原因，使洋布的销售，特别是在前期受到较多限制，但由于机制洋布低价和美观等天然优势，还是使其在所到之处受到商民的欢迎。首先是在洋布运来的首站——通商城市受到市民的喜爱，有一定购买能力的城镇商民乐于穿用，所以，洋纺织品首先在通商城市及周边城镇销售开来。如在厦门通商后不久，洋布洋棉就成了在本地及附近城镇商民中的热销货，当地官员向朝廷上报这一情况道：“该夷除贩运洋货外，兼运洋布、洋棉，其物充积于厦口。内地之商贩，皆在厦运入各府销卖。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5]（P1356）说“十室而九”购买洋布似有夸张，但反映了洋布已开始热销于当地民间的情景。上海的情况也是如此。由于洋纺织品的热销，自1850年前后上海就出现了第一家专门卖洋布的清洋布店，此后数年间又相继有多家清洋布店开设；到1858年时，已达十五六家。19世纪70年代，在上海的洋货号里可以看到种类繁多的各种洋纺织品。如1872年《申报》刊登的一家洋货行的广告里可以看到，这家洋货行所经销的洋纺织品有哈唎呢、哆啰彩呢、羽毛哔叽、花素羽纱、羽茧、羽绉、羽绫等毛织品，还有新式五彩花布、各样牌子原布、粗细斜纹、洋标布等多种洋布[6]。在这些洋货店里，不仅有各式洋布，还有用洋布做的洋袜、洋手帕、洋巾等布品，也颇受人们欢迎。
    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直隶天津、奉天牛庄、山东登州、湖北汉口、江苏镇江、江西九江及四川重庆等北方和内地各口相继开埠，原来只在东南沿海地区流行的洋布，也扩展到了北方和内地广大地区。有记载说到这种情形：“自天津诸约成立后，外国棉布之输入数量，大见兴奋。……中北各省之民众，从前对于洋布，既鲜认识，亦无从购置，至是因汉口、天津、芝罘（登州）等埠商人努力推销……洋布销路，日有扩展。”[5]（P1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