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市场及实用性的原因，洋布在农村难以为一般农民所接受，而在城镇市民中却很快流行普及开来。这样一来，洋布与土布便在城里人与乡下人之间形成了一道衣着外观的分界线。城里人与乡下人的这种新的衣着之别，就是由城乡人们对于洋布和土布的不同选择而形成的。19世纪50年代初，一位在中国三个省份住了近十年的英国人说道：“我还没有看见过一个靠劳作生活的中国人穿过一件用我们的布料做的衣服。”[3]（P85）60年代初，一位西方人在华北直隶地区也观察到，虽然这里的洋布售价仅及土布的一半，但只是城里人购买，“直隶和邻省的城市和集镇的人民因洋布较土布便宜而购买洋布”，“农村人民仍然爱好他们自织的土布”[3]（P93）。因为对于体力劳动者来说，外表漂亮但却不实用的洋布只能算是一种供装饰外表的奢侈品。1872年，一位曾广为游历中国各省的西方人说：“中国内地人民把洋布当作一项奢侈品……洋布美观、均匀、精致，穿着洋布比较时髦。”[5]（P1342）90年代初，来自重庆的西方人的报告也说：“乡下人无论如何也不会用洋布做日常衣服，因为洋布不耐穿；可是在城市里，尤其在重庆，就用大量漂白的或用云南靛蓝染过的（洋）市布做衣服。葬礼也耗用相当数量的洋布，有一些被妇女做成手绢。”[5]（P1355）还有一份来自重庆的报告说：“我们的洋布主要只供给几个城市的居民使用，例如重庆、泸州、叙府、嘉定，并且几乎全部都为中产阶级买去，对他们说来，价钱的增长并没有严重的妨碍，而广大的乡村居民仍继续穿用土布，因为土布又温暖又耐穿。”[5]（P1356）
    城里人穿美观时髦的洋布，乡下人穿粗糙结实的土布，由此成为区别城乡人们身份的一种衣着标志。而以往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从衣着质料的外观上只有上下层之分，上层人穿着绸缎皮毛，下层人则多穿土布；即使是城里人，一般中下层人家也穿不起绸缎皮毛等上等质料的衣物，而只能穿用与农村下层人同样的土布。至于城里人与乡下人，或者体力劳动者与非体力劳动者等的区别，主要在于衣着式样及是否干净整洁，而不在于衣着质料。现在则由于洋布的介入，打破了这种城乡相对一体化的传统衣着习俗格局。由于城里人穿洋布衣的普及，使洋布衣成为城里人区别于乡下人的衣着质料。由此，穿洋布的“城里人”，从衣着外观上与穿土布的“乡下人”有了比以往更为普遍和明显的区别标志。从此，人们生活在空间上的城乡之别，以及其内涵的体力与非体力劳动之别，从衣着外观上有了更为清晰的区分标志。穿洋布而不需出力流汗的城里人，与穿土布出力流汗的乡下人和城镇苦力之间，由于洋布而又有了一种外观上的区别。
    第二，洋布衣在城镇市民中流行普及，使得在衣着质料上市民中等阶层的界线向上下两面扩大，成为中等阶层的主流衣着，在原来服制礼俗上下等级之间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中等阶层，从而使服制礼俗上下等级的悬殊差别有所减弱。
    洋布以其物美价廉的优势，在市民中流行普及。洋布既比土布美观、又比绸缎廉价的特点，在原来传统的上等绸缎皮毛与下等土布的明显上下等级之间加入了一个被广大中等阶层昔遍接受的中等衣料，而且不为舆服礼制和官府法令所制约，成为人人可以穿用的通用衣料。一些虽稍有些购买能力，但仍穿不起上等绸缎皮毛而原来只能穿用土布的中下层市民，特别是那些从事非体力劳动的小商小贩、账房店伙、塾师医卜等人便改穿洋布，显得比穿土布更时髦体面，也比穿土布的苦力身份有所区别和提高。如1852年一位在华的西方人记述说，在沿海城市，他看到商店里的账房先生和站柜台的店员服装用洋布者已相当普遍，他认为这是由于洋布容易染色而色泽鲜艳，比土布漂亮雅致，所以受到这些人的欢迎[5]（P1350）。洋布流行，在城镇市民中成了时髦物，也成了中下层人们馈赠亲友的时尚礼品。如1860年一位上海文人在日记中记述其偕友人访妓，便带着一块洋布作为赠送妓女的礼物，“馈以西洋退红布一端，（妓女）阿珍喜甚，即宝藏于箧”[9]（P161]。妓女是引领市井洋场衣饰时尚的人群。这个妓女收到这块洋布后，“喜甚”且“宝藏于箧”，可见其对受赠洋布的喜爱，也反映了当时中下层市民以洋布为时髦的风气。
    与中下层人流行洋布时髦的同时，一些原来并不太富裕但为着体面而不得不购用少量绸缎皮毛的中上等人家，也在一些家用衣物用料上改用洋布代替原来较贵的衣料，既不失身份，又节省了花费。如19世纪50年代初，一位在华的西方人记述沿海城市中较富有的人家也愿意购买洋布，他们用洋布做成在家内的便服，以节省夏天用的绸缎和绉绢，或者做成棉衣，以节省冬天用的皮裘和缎子[5]（P1350）。七八十年代以后，不仅沿海城镇居民穿洋布衣服已很普遍，甚至一些内地村镇的富裕人家也开始购用洋布了。七八十年代，宁波的一位西方人说：“洋标布在加染以后，大量地被买不起绸缎或其他昂贵衣料的人用来做长衫和外衣的材料。洋标布主要流行于本省贫瘠和人口稀少的区域，如衢州、姚州、金华便是。”[5]（P1352）
    洋布在城镇具有一定购买能力、又不从事体力劳动的中等阶层中流行起来之后，一般中小商贾、账房、塾师等中层市民也普遍穿用洋布。洋布物美价廉的特点更符合虽小有余资又并不富裕的一般市民的口味。他们穿不起绸缎，便用洋布来代替；市民生活需要更多的社会交往和应酬，洋布的物美价廉正适合于他们的需要和购买能力。他们略有余资便可以在必需之外再多置办一些新衣，以作为替换、年节、访友、见客之用，比整年穿着一件沾满汗污的土布衣服的下层人远为光鲜。一般中下层人家，只要稍有购买能力，也会置办一两件洋布衣以供见客之用。即使是富裕人家，虽外衣仍用绸缎等高档品，但不易磨损的内衣、棉衣里、被面和丧服也多用洋布。到了七八十年代，可以说城镇居民以中等阶层为主、扩及中上层与中下层的广大市民日常服饰中，洋布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用料。在大型通商城市，由于非体力劳动的中等阶层人数聚集较多，洋布衣普及人群更广一些。在内地中小城镇，比较富裕的中等阶层虽人数较少，但也已普遍穿用洋布。洋布衣在中等阶层的普及，使其已成为中等阶层身份的标志性衣着，而与从事体力劳动的下层人有了更明显的阶层身份区分。如80年代初在江西九江的西方人报告说：洋布在当地的销路主要在“一般中层阶级”，“穿英国棉布的人是官吏、商人以及一般的有闲阶级，只有他们在选择服装时能够考虑到外表观瞻”[5]（P1353）。在江苏镇江的西方人也说到当地的相似情形：“绝大部分的穷人和农民不买英国棉布，购买英国棉布的人主要限于富人和中产者以及商人阶层”[5]（P1354）；“职员、读书人、中下阶层的人，还有少数农民，都购买廉价的英国布，而为数众多的一切从事户外劳动的人们，则穿土布，这种土布要比英国布经穿三四倍”[5]（P1149—1150）。广西北海的西方人也看到，在当地“穿洋布的主要是各城镇的商人和富裕阶级，穷苦的城市居民和乡下居民都穿土布”[5]（P1354）。一位在上海的西方人也说：“在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任何内地城镇或乡村里观察一群人，其中十分之九是劳动人民，多半是在地里劳动的，就可以发现在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穿着一些家庭纺织的衣服，而大多数身上穿的完全是土布。还有约十分之一的人穿着洋布褂子，或者用染的（洋）市布作棉袍里子。……我们的洋布可以说还没有深入到中产阶级以下的阶级中。城市居民、商人以及其他在某种程度上有能力为美观而牺牲经济的人们，是我们最好的主顾。”[5]（P1355）可见，19世纪80年代以后，除了在沿海较早开埠的大商埠，洋布已成中等阶层市民的常用衣料以外，内地城镇的中等阶层购用洋布也已很普遍。也就是说，到了八九十年代，洋布已经成为各地大小城镇中等阶层市民的主流衣料。洋布的流行普及，使以穿洋布为主的城镇中等阶层范围扩大并具有了更明显的衣着标志。相对于原来穿绸缎皮毛的上层人和穿土布的下层人这种鲜明的上下等级来说；以洋布为主流的中等阶层，开始从外观上形成相近的身份标志，而中间阶层的扩大和凸显，意味着原来衣着礼俗上下等级意识的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