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后，欧美诸国由于新式蒸汽织机的采用，以及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工商业的大发展，棉织品成本大幅下降，因而输入中国的洋布销售价格也大幅降低，同等尺幅的洋布价格只是土布的一半，甚至更低。此后，洋布以质美价廉的更大优势大规模占领中国各地的布料市场。城镇居民乐于购用这种物美价廉的洋布，用洋布来代替绸缎，做夏服、棉衣里、内衣、被面、窗帘、丧服等，一些小布品也开始时兴使用洋布，以求美观，如洋袜、洋巾、洋手绢、洋花边儿等，洋布开始畅销各地。1878年，英国驻芝罘的一位领事说，山东一年消费的进口棉布大约接近一百万匹，这是前此所未达到的。他又说，山东人口有三千万，如果不是人为的原因，仅这一省消纳的洋布就应该达到一千万到两千万匹[3]（P105）。1888年，一位在九江的西方人记述这里洋布销售增长的情况道：“洋布由于价钱便宜，似乎在这一地区正在顶替土布。……近五年来数字在稳步增加，目前差不多比1884年增长了一倍。”[5]（P1359）这一时期，洋布的销售由通商口岸向广大内地扩展。当时在宁波的西方人在一份报告中说道：洋布“价格低廉，所以一年一年地流行起来，运入内地去的，也能迅速卖出。中国人广泛地用漂白市布做内衣，所以销路也扩大了”[5]（P1352）。广西南部《贵县志》记载此地光绪年间洋布开始流行的情形道：“清光绪中叶以前，衣料多用土货。县属比户纺织，砧声四彻……光绪季年，衣料寖尚洋货，即线缕巾带之微，亦多仰给外人。”[5]（P1364—1365）
    八九十年代以后，洋布的销售已经由通商口岸扩及广大内地，形成了全国性的洋布畅销局面。1889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奕劻在上奏中说到洋布大有取代土布之势：“棉布为中国自有之利，本无须取给于外洋，乃洋人以机器织成，幅宽质细，价廉而适于用，人皆便之，反弃土布而不用。”[5]（P1359）著名官商郑观应也说到洋布流行的情形：“自洋纱、洋布进口，华人贪其价廉质美，相率购用……迄今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大（土）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八九。”[7]（P715）随着洋布的畅销，到了19世纪末，穿用洋布已经成为一种民间普遍流行的衣着习俗，在城镇居民中洋布甚至成为人们居家生活的主流衣着质料。
    在洋布畅销的情势下，90年代以后，中国官商也开始自设机器织布厂。先是上海设机器织布局，后来湖北也设立了机器织布局，开始在本土生产机织布。此后至20世纪初的一二十年间，各地商人纷纷开设机器织布厂。仅在1897—1912年的十五年间，全国各地就新开设机器织布厂约六十家[8（P293—295）]。从地域来看，北至奉天、长春，南到广州、福建闽侯，东至上海，西到重庆，可谓遍地开花，掀起了一股设厂热潮。从此，民间俗称的“洋布”不再只是指由外洋输入的外国棉织品，而成为以新式机器纺织的机织布的通称。随着中国本土机器纺织业的发展，本土机织布因工价低、运费省等，成本和价格比舶来品更低，遂日益取代进口洋布，中国人购用“洋布”也更为方便和普遍。“洋布”作为对机织棉布的通称，与中国乡村仍普遍存在的自织土布并行存在，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成为中国老百姓日常穿用的主要衣料。而自19世纪后半叶流行起来的洋布衣着习俗，在中国近代社会生活中也带来了新的社会文化意义。
    三
    自19世纪中叶开始，在短短几十年间，洋布就从无到有，从有到多，销售遍及全国各地城乡的商店集市，越来越多的人们购买穿用，着洋布衣也成为流行于全国各地的新习俗。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没有强制性的法令法规，就使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穿着发生如此大的变化，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特别是这种衣着习俗涉及人们日常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其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就更不能忽视。由于洋布具有机器织作、批量生产，量多、质美、价廉等与中国传统衣料大不相同的特点，使得这种着装衣料也使明清以来一直奉行服制礼俗所形成的社会等级礼俗及其观念受到冲击，带来了社会文化领域的一些新变动。
    第一，洋布衣成为“城里人”区别于“乡下人”的一般衣着标志。
    在通商后至19世纪末的几十年间，洋布衣主要是在城镇市民中流行并普及化，成为城镇市民的常服。洋布作为输入品，是从通商城市上岸并作为集散地的，这些通商城市便成为洋布最先占领的市场。40年代以后的东南五口开放通商，60年代以后广大内地诸多口岸的相继开埠，直至90年代分布全国各地的近三十个通商城市，伴随着通商贸易的发展，率先成为商业兴盛、人口聚集的商业中心。特别是广州、上海、厦门、天津、汉口、重庆等一批进出口贸易的重要集散地，开口后不久便很快发展为商业繁荣、人口众多的大型商业城市，市民们的衣物需求市场也相应扩大，在通商城市市场出现的洋布也便首先被这里的商民所接受。因而，在通商之初，洋布开始大量输入以后，在广州、上海、厦门等一些通商城市及附近城镇，率先出现了穿用洋布衣服的新时尚。如在通商后不久，一位来到新开口岸福州的英国人就发现，福州市民中许多人已经穿着洋布衣，“几乎在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人穿着一些我们的纺织品”[3]（P84）。不知这位英人的观察和估计是否有所夸张，但洋布输入和销量的增长，便可以作为主要市场消费者——城镇居民乐于购买洋布的佐证。此后，随着开埠的增多，洋布销售地域的扩展及输入量的增多，洋布衣在各地城镇居民中流行开来。
    洋布之所以首先在城镇居民中流行普及，源自于城镇市民的生活方式与乡村农民有很大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洋布是靠市场销售的，而只有城镇市民的衣着主要依赖于市场。长期以来，中国的小农经济是农业和小手工业相结合，耕织并举、衣食自足的家庭经济形态。一般农家都是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从种植棉花，到收获以后加工成衣的全部工序，几乎全都由家庭成员在自家内部完成。自家土地种的棉花收获以后，几乎家家都有纺车，一家或几家合有一部织机，农闲季节或平常在家的妇女，会用自家的纺车纺线，用自家或合用的织机织布，再亲手缝制成家人老小所需的各种冬夏衣装。这种解决全家衣着问题的全部程序，都是利用必需的农业劳动之外的时间和劳力完成的，几乎不需要任何成本，不用花一文钱，既不耽误田间农活，也不耽误妇女料理家务（注：关于农家纺织自给的情况，当时不少来华的西方人在中国各地都曾观察到，也有过记载，仅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一书中（第90页），就曾引述几位西方人分别在福建、浙江、四川、直隶等处看到的相同情况。如有记述说，这些农民“在庄稼正在生长时，在收获之后，或在雨季不能进行户外劳动时，他就动员他的家庭成员纺纱或织布。总之，在一年中，空闲的时间里，都从事于这种形式的家内手工业”；农民们“自己种棉花，或以自己田地里的生产物交换棉花，自己做成简单的织布机，梳棉、纺纱全都自己动手，除了家庭成员帮助之外，不要其他帮助，就把棉花织成布匹”。）。况且，一般农民生活贫困，几乎没有超出生存必需之外的购买力，这些都限制了他们购用洋布。而城镇居民，则已经脱离了土地和耕织自给的小农生活，他们的日常衣物用布本来就主要靠到市场上购买，现在只不过是用以往买土布的钱去买洋布。而在市场上，洋布比土布售价低廉，到70年代以后，甚至比同样尺寸的土布售价要低一倍，其幅面宽而适用，质地又比土布细密光滑、鲜艳美观，对于市民来说，在市场上用更少的钱而买到更美观的洋布，无疑是更为经济合算的。其次，洋布耐磨性差的缺陷，对于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农民来说是个致命的缺点，但对于较多从事非体力劳动的城镇市民来说并不那么重要，他们更愿意选择物美价廉的洋布。传统的手织土布厚实耐磨，人们穿土布即使是从事体力劳动也往往能穿三四年，有的地方磨破了，可以经缝补后再穿一段，实在不能穿了，还能利用未破的部分以大改小、以外改内，重复穿用，直至最后破布片还可以糊成布壳用为做鞋的材料（注：直至20世纪60年代，农村一般农家仍然是以这种方式重复利用自织土布的，如笔者少时在华北农村老家所见情况即是如此。）。这样，一件土布衣经重复利用可以穿用四五年甚至更长，而若作为被面、床单等磨损性小的用途则时间会更长。洋布虽然外观看起来比土布细密平滑，但由于其纱线较细、质地轻薄，因而耐磨性差，比土布的耐磨程度要低三四倍，很少能穿过两年，一旦磨破了之后，也由于布丝过细而经不住缝补，即使糊布壳做鞋底也太容易磨损，所以它远不像土布那样可以重复利用。而耐磨和重复利用，对于一般农家等贫穷的下层体力劳动者尤为重要。1872年，一个在华的西方人就曾记述中国各地存在的这种情形：“我曾经听到许多省份的中国人异口同声地说：虽然按平方码的价格计算起来，洋布价格可能低些，但从长期看来，洋布在耐用和价廉两方面都不敌土布。……土布是家庭织造的……穿着土布要经济得多。”[5]（P1342）因此，在各地广大农民及苦力等体力劳动者，从适于体力劳动和实用性方面考虑，还是宁愿选择土布而不用洋布。但是在商业比较发达的城镇，特别是商务繁盛的通商城市，市民已脱离了繁重的农业劳动，甚至相当多的人已脱离了重体力劳动，而从事与商业相关的日常生计，如商贾、摊贩、店伙、账房、经纪、买办、学徒、洋行伙计、店铺跑堂、官衙杂役、书生塾师、医卜相师、男仆女佣、优伶娼妓等等及其家属家眷，这些人员占了市民的相当部分。他们的日常活动一般已没有重体力劳动，却有更多的人际交往，因而对于衣服的耐磨性要求不太高，而对于衣着的美观体面却更为看重。因此，洋布的物美价廉更适合他们的品味，特别是对于收入并不高的中下阶层来说更是如此。这样，在农村受到农民冷遇的洋布，在城镇却受到市民的欢迎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当然，在城镇一些从事搬运、拉车等体力劳动的苦力，出于耐用的考虑多数仍然穿着土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