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俄罗斯问题专家、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皮格林顿先生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在判断国际事务发展前景时，人文学科经常要比社会学、经济学、包括政治学等带有计量特征的学科更加具有洞察力和判断力。[1]人文学科包括史学、哲学、文学、美学等看似与国际关系事务，特别是与动态性的国际关系变化不甚相干的门类，然而，当国际对抗旗鼓相当、或者当国际变局扑朔迷离之时，研究家们越来越趋向于倚重人文学科的分析，试图从文化传统、民族认同、社会心态、包括伦理偏好等方面，揭示受上述因素制约的国际行为者的一般行为倾向及其在特定条件下的可能的反应。
    将人文学科方法应用于国际研究，首先会使人们将目光投射到不光是大国，而且是有复杂文化背景的国际事态当事者。文化背景愈是复杂，便愈是可能难以判断其行为与心理定势。而越是难以捉摸，便越发引起学人与战略家们的瞩目。近年来乌克兰局势的戏剧性变化大概是引起国际学术界兴趣、包括人文学科也纷纷介入的一个突出事例。地处欧亚大陆文明接合部地带的乌克兰的政治变迁，不光是乌克兰国内政治经济发展、以及大国关系博弈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反应；而且，如果不去考虑乌克兰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去分析苏联解体后乌克兰民族认同形成过程中的种种复杂因素，恐怕未必能够对其未来的内部发展、尤其是对外选择的前景做出合理的判断。
    正当乌克兰近几个月来政治局势波澜翻卷之时，笔者有幸拜读了华东师范大学前副校长、语言学家暨乌克兰问题专家赵云中教授的新著《乌克兰：沉重的历史脚步》（以下简称《乌史》）。读罢掩卷，不仅深深感叹前辈学者的深厚学术功力和矢志不渝的学术精神，也深深感悟人文学科参与下国际研究别有洞天的新境界。
    一、《乌史》的当前意义
    冷战之后，作为一个真正独立国家而存在的乌克兰仅有十余年的历史。但是，尽人皆知，乌克兰地区有着上千年的灿烂文化和非常丰富的历史积淀。没有基辅罗斯，就没有整个从沙俄到苏联这个世界历史上称雄一时的庞然大物；没有“基辅洗礼”，就没有整个俄苏社会的以东正教为载体与渠道的进入世界文明历史。某种程度上，也如布热津斯基所言：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将不再成其为超级大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对乌克兰历史的客观、深入而详尽的研究，我们就根本不可能理解作为其重要部分之一的苏联和当今俄罗斯的历史发展轨迹，也不可能对欧亚大陆、特别是其心脏地带千百年来纵横捭阖的国际历史的清晰把握。虽然，苏联时期有过苏联版的乌克兰史，诚如赵云中教授所指出的，这一类读物虽然并非一无是处，但是却颇多意识形态烙印以及沙文主义的偏颇。赵教授所著《乌史》是他耗费了十多年心思、在其瑰集东西方名家有关革命前乌克兰历史的浩繁文献，特别是在其深厚的语言学修养的基础上，在年过半百之时又刻苦学习乌克兰语的努力之下，经过相当长一个时期在乌克兰的访问研究，方才完成其著述的。这是一部在我国世界史领域填补空白的重要著作，也是国际学术界少见的以口述史和大量原始文献为基础，同时又是经过一位来自东方学者的缜密思考所构成的力作。尽管作者非常谦虚地在序言中称这部书为“试笔之作”，但是显然，这部著作所涉及的对乌克兰历史上重大问题的分析和对史料的考证远远超出一般的“简史”所达到的程度。特别是对乌克兰民族起源、对基辅罗斯时期重大事件的判断，对赫梅利尼茨基时期纷繁复杂的多边国际关系的陈述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鉴于笔者阅读此书时乌克兰政局的变化，我更加关注与当代乌克兰政治变迁相关联的历史背景。
    第一，也许不为一般读者、甚至也不为不少国际问题研究者所注意的一个重要事实，乃是乌克兰是这么一个特殊的国家：尽管它曾经是俄国作为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历史悠久的大国的发源地，是俄罗斯文明的最重要的渊源所在，它也曾经是沙俄帝国和苏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乌克兰却在欧亚大陆枢纽地区列强的纵横驰骋的争夺中成了一个曾经长期被肢解、占领、统治，并且是游离于俄罗斯政治疆域之外的一个政治单位。《乌史》详尽记载了这样一段复杂的历史：“从13世纪中期起原加利奇-沃伦公国土地以及其它乌克兰土地，便成为周边兴起的一些强国追逐和争夺的猎物。在随后的200余年里，乌克兰的大部分土地被纳入立陶宛大公国的统治之下。16世纪中期，立陶宛大公国衰落，它与波兰王国合并成为立陶宛-波兰王国，原在立陶宛统治之下的乌克兰土地又转入波兰人手中，此后近100余年中备受波兰封建主的压迫。在这漫长的数百年时间里，乌克兰人作为一个民族，顽强而艰难地书写着自己的历史。然而，乌克兰此时只是作为一个地理学概念和民族学概念而存在，却不是一个政治学概念，因为不存在乌克兰这样一个国家，它成为立陶宛大王国或波兰王国版图中的一部分，乌克兰人成为一个丧失了自己国家的民族。”[2]（p96）从一个长时段来看，在基辅罗斯立国迄今为止的一千年历史中，就整个乌克兰而言大约是四百多年，而就乌克兰西部而言大约有近七百年的历史中是游离于俄国版图之外。从这样一个背景来看，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的离异，以及“橙色革命”中尤先科亲西方政权的上台，不过是漫长历史的一个段落而已。
    第二，17世纪中期之后，乌克兰一分为二：以第聂伯河为界，左岸乌克兰大体上听命于莫斯科；而右岸乌克兰则臣服于波兰。这种形势在此后的一百多年中辗转反复，直至18世纪末，在沙俄扩张政策之下，即所谓与奥地利、普鲁士“三次瓜分”波兰之后，俄罗斯控制将近80%的乌克兰土地。从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150年间，90%的乌克兰土地由沙俄控制，10%的地域由奥匈帝国控制。也即从根本上说，乌克兰是一个长期分裂的国家。即使19世纪乌克兰土地在沙皇控制之下的相对统一，也没有改变乌克兰东西部分各不相同的发展状态。这样的一种历史背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代乌克兰大体上是东部亲俄、西部亲西方的政治发展态势。
    第三，在独特背景下形成的乌克兰传统文化及其心路历程集中地体现在乌克兰的“哥萨克”群体这一社会现象上。《乌史》中对“哥萨克”现象的源起、发展、及其走向没落有着相当详尽而精彩的论述。非常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自15世纪70年代便见诸于史书的“哥萨克”现象以其反抗暴政的“自由人”形象问世，之后在流落边远地区以及与异族的抗争中逐渐形成一种亦兵亦农、采用原始民主制度的特殊军事组织。在数百年的征战中以其骁勇善战、开放自由的鲜明特征在乌克兰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留下了富于光彩的一笔。那么，“哥萨克人”豪放不羁、为自由而抗争的品性究竟在当代乌克兰政治生活中留下了怎样的痕迹呢？
    第四，鉴于乌克兰异常重要而独特的地缘政治环境，自古以来，乌克兰处于列强纷争之中却长袖善舞。《乌史》中关于17世纪中叶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发动哥萨克大起义，然后又在俄国、波兰、克里米亚鞑靼人之间多年的巧妙周旋，最后终于归顺俄国的描述，绘声绘色，淋漓尽致。刻画出一个游走于东西方之间、迫不得已暂时栖身于某一强国之下，而过境迁之后又幡然改宗，但却不甘沉沦、自强不息的弱小族群的鲜明形象。
    纵观今日乌克兰走向，虽然社会经济形态乃至风物人事已是面目全非，然而上述由赵云中教授所刻画出的乌克兰历史中的斑斑痕迹却又处处可以从当今乌克兰政治与对外关系中得以寻觅。大概，这就是历史的魅力所在：在过去与今日的对话中铺垫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