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族认同困境下的选择
    就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而言，形成国家体制、选择国家发展方向的首要前提是形成民族认同。在《乌史》系统阐述乌克兰历史演进的沉重脚步声中，我们有可能对影响乌克兰历史发展的民族认同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
    在加拿大的乌克兰问题专家塔拉斯·库兹奥看来，民族认同的过程是一个充满冲突和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是一部分人的勉强接受与另一部分人的主张分离独立这两种立场的复杂而紧密的相互交织。[3]（p343-365）乌克兰作为一个民族文化共同体，也许是这样艰难的民族认同形成过程的一个典型。乌克兰民族认同过程的这种内部紧张关系不仅表现在它的地区差异方面，而且表现在不同政治派别之间。
    1.乌克兰东西两个地区的差异对当今乌克兰民族认同过程的影响
    《乌史》非常清晰地勾画了乌克兰东西两部分由于长期的复杂历史环境所造成的相互间很大差异。自17世纪中叶之后，“乌克兰便进入了漫长的领土破碎时期，一直持续了300多年。1667年波兰与莫斯科之间签订的安德鲁索沃停战协定正式把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整合起来的两个乌克兰，分割为莫斯科国和波兰王国分别统治的两个部分。长期分离造成的影响是深刻的。在大约400万乌克兰人居住的乌克兰大地上，不仅上述两大部分之间在政治、行政管理等方面逐渐形成和发展了不同的地区性特点，而且在每个部分的内部也形成了各具特点的不同地区”。[2]（p217）
    乌克兰西部地区（包括右岸地区和西乌克兰地区）曾经为波兰王国所管辖，深受波兰文化的影响，希腊-罗马天主教会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之后，西部地区又多次被异邦占领，这里既有17世纪中后期土耳其的入侵，也有奥匈帝国的入主占领。而乌克兰的东部地区也曾几度成为乌克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乌克兰东部地区曾经在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带领下于1654年并入莫斯科国，被称为“小俄罗斯”。17世纪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出现了历史上作为自治单位的有名的“盖特曼政权”或“盖特曼辖区”。显然，无论是在18世纪下半叶俄国与普鲁士“三分波兰”之后，俄国控制了80%的乌克兰土地，使乌克兰在帝国的名义下实现了相对的统一；也无论是在19世纪末叶沙俄帝国的末年随着经济的发展，东西乌克兰的交往大幅度深化。但是毕竟东西部的历史差异始终延续：在乌克兰西部，无论是欧洲的贵族文化影响还是天主教的传播，无论是19世纪前半期对欧洲革命的参与还是民族主义运动的崛起，总体上，都使得它表现出与专制重压下的东部地区不同的历史轨迹。
    那么，当今条件下乌克兰内部东西部之间的差异是如何影响其民族认同过程的呢？伊利诺伊大学的斯蒂芬·舒尔曼曾经在90年代中期从事过一项重要的社会学调查。他选择了乌克兰的两个重要地区：利沃夫和顿涅斯克。前者是西乌克兰地区加利奇亚的重要城市，曾经受到波兰-立陶宛文化的长期影响，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利沃夫依然在奥匈帝国的管辖之下；后者是东乌克兰地区的工业中心，是苏联时期的重要经济基地。调查的结果表明：在利沃夫的西乌克兰地方的精英和在东部乌克兰地区的顿涅斯克的精英在两者的文化亲缘关系上仅有很低的认同，相互都认为彼此之间在文化上很不相同。
    不光乌克兰作为一个文化单位的内部认同度很低，而且在看待乌克兰与俄罗斯相互关系方面，来自利沃夫和顿涅斯克的精英的立场也大相径庭。前者更多地把自己认同于欧洲，贬抑俄罗斯；后者则更多地接近俄罗斯，而贬抑西方。[4]
    当我们细心研读赵云中教授所著的乌克兰史，体味乌克兰土地上几经变更、但大体延续的东西部相互对立的局面，我们就不会为斯蒂芬·舒尔曼的调查结果感到意外。问题在于，要管理这样一个两元对立的社会确保其稳定是何等的艰难。
    2.难以选择的“他人”
    一般而言，民族认同是这样一个双向的过程，一方面是要形成对本民族历史、文化、语言、习俗乃至地域的共识，而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发现本民族与其它民族的区别来界定自身的存在。这不仅是《乌史》中所贯穿的一条主线，同时也可以以此为据观察当代乌克兰的政治文化变迁。
    冷战结束，乌克兰成为独立国家之后，开始了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要求执政的政治精英能够通过辩论得出一个结论：谁是作为“自我”的乌克兰民族国家的“他人”？客观的政治发展逻辑要求，不光以认定“他人”来形成内部共识，而且藉此来完成对外选择。在乌克兰目前民族认同的背景之下，不光其执政的政治精英无法就此得出明确结论，而且，其大多数民众也无法就谁是真正的“他人”这一点得出共识。
    在塔拉斯·库兹奥看来，在长期而复杂的历史影响之下，乌克兰当代政治中可以分出四个政治派别的对乌克兰民族国家的“他人”的立场。
    第一种是极左派的立场，把西方国家看作是“他人”。乌克兰领导人佩得罗·西莫年科是这派的代表，该派曾在90年代的选举中获得30%左右的选民支持。这一派别主要是把俄罗斯和欧亚国家看作为复兴前苏联的基础，认为乌克兰是前苏联的一部分；而把西方、以及与西方有关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包括把反共的和后苏联时期的俄领导人，如叶利钦视为“他人”。
    第二种民族主义右翼的看法，认为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在国外的俄罗斯人都属于“他人”。以“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大会”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为核心的极端右派认为乌克兰是“欧洲文明反对亚洲、反对莫斯科游牧民族入侵的前方国家”。与自由民主主义者的观点相反，这派观点认为乌克兰人应该属于乌克兰多民族的金字塔结构的顶峰而对其它民族起主导作用。
    第三种中右立场的看法支持建立一个把乌克兰的俄罗斯人都包括在内的包罗万象的公民国家。这种观点主要是把作为“他人”的俄罗斯当作一个人种的地域领土的概念，但他们也同意民族主义右翼所持的观点，也即沙皇与苏维埃时期的以往历史都是不足取的。
    作为第四种观点的中派主义立场，由于其组成成员中许多领导人属讲俄语的人群，因而在相当程度上视苏联具有较高的功能意义。他们一般是选择走中间道路，仅把俄罗斯看作为是地域意义上的、而并非人种-地域意义上、或者文化意义上的“他人”。他们赞成中右立场持有者把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作为“他人”，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们与中右派联合起来反对左派。但是他们更愿意把苏联历史的某些阶段看作是一个褒贬参半的混合体。他们既不同意乌克兰共产党人的观点，认为苏联的一切都是阳光灿烂，但也不同意中立派和民族主义者关于苏联一切都应该被抛弃的立场。库奇马派以及人民民主党、联合社会民主党、自由主义与地区复兴党都属于这一派的基本力量。
    下面的表格显示了乌克兰四种政治立场对俄罗斯和欧洲的不同态度以及关于谁是“他人”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