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
    在中国最早传播唯物史观的是李大钊。1915年5月， 他在《新青年》杂志“马克思主义专号”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扼要介绍了唯物史观。随后又发表《史观》、《唯物史观和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史学要论》等阐释唯物史观的专文。特别是在《史学要论》中，首次论述了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他呼吁：要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进行改作或重作”。
    在李大钊的倡导下，最先用唯物史观“改作或重作”中国历史的是郭沫若。此前，他在研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马克思主义原著的过程中，就接受了唯物史观。他在1928年1月17日的日记中， 专门记有“读唯物史观公式”，即他直接从德文翻译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段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论断。
    郭沫若在研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发现，恩格斯“没有一句话说到中国”。因此，他决心以这部名著为“向导”撰写“续篇”。他认为，要人们广泛接受唯物史观，就必须把它中国化，使它在中国落地生根。基于这样的决心和认识，郭沫若从1928年8月至1929年11 月，写了《〈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等5篇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探索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规律，并用中国历史检验唯物史观“适应度”的论文，于1930年汇集成专著《中国古代会研究》出版。该书是在理解和把握社会生产方式，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切入的。他确信“社会的整个的建筑是砌成经济基础上的。生产的方式生了变更，经济的基础也就发展到了更新的阶段。经济的基础发展到了更新的一个阶段，整个的社会也就必然地形成了一个更新的关系，更新的组织。”据此，他认为，“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公社社会，西周是与希腊、罗马奴隶制时代相当，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地进入了封建时代。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153～154页）这种研究方法和结论，不仅前无古人，而且后启来者。当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也并非白璧无瑕，在研究方法上，“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史观的公式，往古代资料上套”。也就是说，它在探索历史发展的统一性时，忽略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因此，对商代社会发展水平估计过低，认为处于氏族社会末期；又套用古代希腊、罗马社会模式，定西周是“纯粹的奴隶制国家”。这些毛病，后来都作了改正。此外，郭沫若还将唯物史观用于古文字、先秦诸子、中国古代历史分期、历史人物、古籍整理等研究领域，同样取得了开风气之先的成就。
    在郭沫若的带动下，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一批史学家也将唯物史观引进各自研究领域。如吕振羽所说：郭沫若“是最先应用历史唯物论来系统地研究殷周社会的。我们都是后起者，追随上去的。”1934年7月，吕振羽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利用考古资料，结合神话传说，系统地揭示了中国原始社会的发展规律，填补了疑古思潮造成的大段历史空白。翦伯赞的研究视野主要集中在历史理论。他在1938年出版的《历史哲学教程》，是一部系统阐述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著作，涉及内容有历史科学的任务、历程和阶级性，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历史的关联性、实践性、适应性，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及群众、领袖与历史等。1941年，吕振羽、范文澜分别在重庆和延安出版了在唯物史观为指导下撰写的《简明中国通史》第一分册和《中国通史简编》上册，范文澜把其写作经验概括为“三通”，即直通、旁通和会通。直通，“就是要精确地具体地划分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旁通，“就是社会中各个现象不是孤立的，它们互相有机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会通，就是“两个方面的综合”。（《范文澜历史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6、77页）这两部著作，开创了中国通史研究新局面。侯外庐的追求是“在史学领域挑起一副社会史和思想史各占一头的担子”。他在1943年和1944年出版了《中国古典社会史论》（1955年重版时改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这批历史学家各领风骚的著作，显示出唯物史观的生机和活力，为中国史学发展划出了一个新的时代。
    如果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的时候，唯物史观在中国还像长江大河源头的涓涓细流；那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五十年，便以长江挟风涛出三峡、黄河汇百川入东海的浩荡洪流，在全国史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和绝对优势。凡是从事历史研究的人，以及历史学的所有分支学科，都程度不同地接受了唯物史观。
    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
    无庸讳言，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也出现过偏颇和失误，但这不能归咎于唯物史观，更不能因噎废食，提出“回到乾嘉学派”。
    早在唯物史观发现之初，恩格斯就告诫人们：“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39页）后来又强调：“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成自己的对立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8页）这就是说，唯物史观既反对空论， 又反对教条；它要求充分占有资料，具体分析历史事实。谁能做到这些，谁就能取得超群出众的成绩。《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当初能在史坛上振聋发聩，迄今仍不失其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原因就在于它既以唯物史观为指南，又以“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掌握了的历史资料”为基础。如郭沫若所说：“就我所能运用的材料和方法上看来，我的看法在自己是比较心安理得的。秦、汉以前的材料，差不多被我彻底剿翻了。考古学上的、文献学上的、文字学、音韵学、因明学，就我所能涉猎的范围内，我都作了尽我可能的准备和耕耘。”（《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第468页）郭沫若的治史实践表明，唯物史观并不排斥以考据见长的“乾嘉学派”，相反，“乾嘉学派”的治学如能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则会如鱼得水，活力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