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学派”集中国古代考据学之大成，其研究以经学为中心，兼及文字、音韵、史地、天文、历算、典制、金石等门类。这个学派运用训诂、注释、校勘、辑佚、辨伪、考证等方法治学，在整理和保存文化典籍，推进实证史学研究方面，具有不容低估的贡献。这个学派治学固在平实、严谨，但流于孤立、静止、片面、烦琐，不能就历史现象的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进行综合分析，透过现象揭示本质，更不能对重大历史事变作出规律性的解释。此乃近代以降“乾嘉学派”日渐衰落的症结所在。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以后，给考据学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前进方向。郭沫若能以《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金文丛考》、《古代铭刻汇考》等著作，发人所未发，走在罗振玉、王国维等古文字研究大家前面，深得同道赞许，仍在于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拓展和创新了考据的范围和方法，用宏观研究带动微观考据，使二者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当年，胡适无视唯物史观，鼓动青年“整理国故”，郭沫若批驳他说：“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9页）诚哉斯言！今日治史者当深思。
    历史研究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是就其科学的、完整的历史观与方法论而言；历史研究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是迄今为止还不曾发现任何历史理论可以与它分庭抗礼或取而代之。只有唯物史观能高屋建瓴，鞭辟入里，对一切被歪曲和颠倒的历史作出符合历史本原的解释。中国农民战争史和中国农民史研究的开展和新学科的建立，便是典型一例。
    中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封建社会里，由于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广大农民衣食无望，身不由己。他们为了求生存，争自由，被迫多次举旗反抗。这种天经地义的斗争，在包括二十四史在内的史籍里是颠倒着的，一向被诬为“盗”、“贼”、“寇”、“匪”、“乱”、“逆”等。毛泽东依据唯物史观，最先把这颠倒的历史又颠倒过来。他在1939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5 页）这篇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开了中国农民战争史和中国农民史研究的先河。
    唯物史观问世以来，就以其独有的理论魅力，吸引着全球越来越多的史学流派和历史学家。 如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说：“193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广泛扩展，即使那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历史学家们（他们在苏联以外仍占大多数），也不得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考虑自己的观点。”。（《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2页）先前有些无意接受唯物史观的历史学家，在功成名就之后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受益于唯物史观，因而尊重和推崇起发现唯物史观的马克思来。法国“年鉴派”创始人之一马克·布洛赫在《奇怪的崩溃》中写道：“如果有一天，革新派的历史学家们决定为自己建造先贤祠的话，那末，那位来自莱茵河畔的先哲的银髯飘然的半身塑像一定会端坐在殿堂之首列。”（转引自《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8页）在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资本主义国家，历史学家对唯物史观尚且如此，那末，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中国，历史学家不是更有理由坚持把唯物史观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