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名达（1905-1942年），字达人，江西兴国人。1925年由上海南洋公学国学科肄业，适逢北京清华大学新开设有中国历史、哲学等专门学科，姚名达欣然应考，遂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第一届研究生，师从著名学者梁启超，研究“章实斋的史学”。1929年3 月就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兼特约撰稿人，在上海专事写作。1940年回江西任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1942年，日寇侵赣，7月7日即抗战五周年纪念日，姚名达率领以他自己为团长的“国立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的部分团员，到江西新淦口战地附近救治伤病员，不幸与日兵遭遇，壮烈牺牲，年仅38岁！他自称是“对于史学很有兴趣的人”，是一位在近代史学史和文献学史上有成就的学者。生前撰述计划非常宏大，仅拟撰写的丛书就有：《中国史学丛书》（12种），《史学传谱丛书》（11种），《史法学丛书》（21种）。（注：参见王咨臣：《爱国学者姚名达生平及其史学思想》，《文献》1985年第4期。）他所完成的著作有：《章实斋的史学》、 《章学诚年谱》、《朱筠年谱》、《邵念鲁年谱》、《刘宗周年谱》、《程伊川年谱》（注： 另有《宋濂年谱》、 《黄宗羲年谱》均不幸毁于1932年“一·二八”空难，据姚名达《程伊川年谱》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目录学年表》。他还拟撰一部《中国史学史》，白寿彝教授在他80年代撰成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说：“听说他（姚名达--笔者加）的史学史已有定稿，我曾多方打听，未知下落。”（注：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5页。）
    姚名达以研究史学史和文献学为专业，并在大学当教授，但当国难当头之际，他毅然投身抗战工作，活跃于战地，直至为国捐躯，其精神气节令人感动！他这种强烈的爱国精神，是与他平时在研究工作中所表现出的对祖国历史文化的深切热爱和严肃的责任感直接联系的。以他短促的一生，而其研究工作涉及几个领域，留下了多种著述，仅此而言，也是非常难得的。尤其可贵的是，他的治学深受史学大师梁启超的影响，凡所撰著，均体现了鲜明的近代色彩，故为学术界所推崇。本文即主要考察他的几部代表性论著所体现的近代学术特色，以期引起学术界对此问题进一步探讨的兴趣。
    一、对章实斋全面的研究
    姚名达对章实斋的研究，首先受胡适、何炳松的启发。据他自述，他是于1925年3月买了胡适的《章实斋先生年谱》阅读， 由此开始朦胧地产生了研究章实斋的想法。当时，适巧又听了何炳松讲授《文史通史》的课程，进一步获得启发，于是有了更清楚的意向。次年9月， 他到清华研究院，师从梁启超受业，从此在治学上深受梁启超的影响，遂立志作史学史的研究，并首先选定了“章实斋的史学”这一专题。梁启超得知后，予以热情鼓励说：“章实斋值得有人终身研究。”（注：姚名达：《朱筠年谱》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姚名达便热心地着手搜集资料，“十月十八日始业，买浙本，借刘本，足足理解了一学期”（注：胡适著，姚名达订补：《章实斋先生年谱》姚名达序，台湾商务印书馆。“浙本”指浙江图书馆出版的《文史通义》，“刘本”指刘承干刊刻的《文史通义》。）。他对章学诚的研究，除为胡适著《章实斋年谱》作订补外，本人的专题研究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认真考订、增补《章氏遗书》的史料；二是对章学诚成学原因、学术交往及时代环境、学问思想发展脉络等的研究。
    （一）对章氏遗书的重新整理。1921年，嘉兴刘承干刊刻的《章氏遗书》问世，这是对章学诚遗著第一次全面的整理刊刻，颇获学术界的好评，姚名达也称赞说：“《章氏遗书》自刘氏搜刻，可云备矣。”这是姚名达研究章学诚所首先依据的资料。但当他经过自己认真搜集和研究章氏著作之后，即发现刘氏《章氏遗书》还存在若干缺陷。一是章学诚还有若干专篇或专著，或本人多次讲到，或是有明显线索，但《遗书》未予搜集刊刻。“若《毫州志》，若《史籍考》，皆实斋已成之专著；若《论学十规》，若《圆通》，若《诸子》，若《家史》，皆实斋已成之专篇：今皆不传而或有抄本潜晦未见，是则吾人所宜百方访购者。”二是章学诚部分著作生前有多种版本，刘刻没有能广泛征集别本，致使随便拿别本来校，除了抄写时因形似音近而致误的文字以外，段落的多少，句子的异同，以至几乎没有一篇完全相同的。三是《章氏遗书》虽然是新近出版，但仍然恪守旧规，没有标点，极大地影响读者对文意的理解。四是章学诚非常重视文章的写作时间，称“文章乃立言之事，言当各以其时，即同一言也，而先后有异，霄壤相悬。……故凡立言之士，必著撰述年月，以备后人之考证。”（注：《文史通义外编·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页。）因而他每篇文末都附有具体的写作时间及天气状况，但后人编定遗书时，竟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把章学诚著作的时间去掉了。五是他认为《遗书》的编次及部分篇目的归类，不尽恰当。比如同样是书信，有的编为文集，有的编为外集，有的编为文史通义外编，等等，诚如姚名达所言“语其乖廖，累纸难穷。”故确有重新整理之必要。
    姚名达用一年时间发愤精读《章氏遗书》，究悉章学诚学术思想之主旨以及各篇著作与篇目之间的关系，甚至对章氏“有何主张，某种见解在何篇，随口能答，辄无差误”。此后直接针对《章氏遗书》存在的上述缺陷，又用半年时间，对章学诚遗著进行整理，包括“标点句读”、“校正文字”、“考定时地”、“分排部类”等项，又悉心地加了注解，说明各篇的写作时间。这些很有用的东西，能帮助读者理解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到1926年秋冬间，姚名达就刘承干刊刻的《章氏遗书》改编成一部《章实斋遗著》，又把章学诚的著作年月考出了一大半，做成了一个年表。他的这番深入的整理考订工作，很受老师梁启超的赞赏，并说：“就拿给商务印书馆印行吧！”但姚名达采取慎重的态度，因他考虑到《文史通义》还有最重要的几篇尚不知是何年月做的，等考订清楚了再付梓，因而拖延下来。不料此一系统整理的成果，最终也未能刊印，这对学术界成为莫大的损失，而后稿本也散佚了。今所幸者，是姚名达当时所撰《章学诚遗著叙目》尚存，由此我们才知晓其编著的原因及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