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目录学著作的特色
    姚名达连续两次撰写的《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和《中国目录学年表》，是他对近代学术所作的又一贡献。
    1929年11月，姚名达开始撰写《目录学》，其中包括《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目录学年表》。不幸的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姚名达寓所被日军炮火炸毁，所撰书稿化为灰烬。他曾愤恨地说：“他们毁灭我们的文化，我们应该怎样地发扬我们的文化，给他们瞧瞧，使他们知道我们是打不倒灭不掉的！”（注：姚名达：《目录学》自序，商务印书馆1934年初版。）沪战结束后，重撰《目录学》， 1934 年出版。1935年又接受商务印书馆之约，重撰《中国目录学史》，在此过程中，姚名达先做史事编年，对于各种零星的目录，也按年月先后以记载，然后系统分类，著成《中国目录学年表》。这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后来此年表单独发表，不再附属于《中国目录学史》。
    姚名达在二三十年代系统撰写目录学著作，也是为了突破当时所谓目录学只著录书名、分门别类的局限，他要使目录学真正成为做学问的一把钥匙，“能够领导一切学术向新的未来世界前进”。有鉴于此，其《目录学》从目录学的原理、历史以及方法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国目录学年表》详举了从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焚书坑儒至1936 年冬《中央大学图书馆二十四年度中文新书目录》印行两千多年间的目录学重要事迹及关系事迹。尤其突出的是其《中国目录学史》分溯源、分类、体质、校雠、史志、宗教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以及结论等九个方面，较详细地论述了自夏商至抗战前中国目录学的发展史，源流清晰，史料丰富。限于篇幅，此仅以分类篇为例加以说明。
    姚名达在分类篇中不仅详述中国图书分类法的发展，并多所创见，而且介绍了西洋图书分类法的进步以及中国吸收融合的状况。如对于汉代刘向、刘歆父子所撰《七略》，一般认为是图书七分法的开始，但姚名达认为名虽为七，其实仅为六部，因为《辑略》是属于总录。又如晋荀勖所著《中经簿》，发明了甲、乙、丙、丁四分法，而姚名达认为是五分法，因为《中经簿》于四部之外另有《佛经》。对于西学传入中国后，东西方学术交融的情况，姚名达也有简要说明，更显示出其目录学著作的近代特色。他首先详细地介绍了西洋近代分类法的进步，主要是哈利斯的《中学图书馆》分图书为一百类；雪华雪兹的《助记忆分类法》分学术为A-W的23类；杜威的《十进分类表》，综合了前两家的特点，在中国也最为适用。姚名达进而又列举了自1918-1936年中国学者吸收杜威分类法长处所著的15种目录分类法的著作，说明杜威的分类法对中国影响之大。其资料之详细，由此可见一斑。1957年此书重版时，王重民先生在后记中说道：“在今天翻印这部书的目的，主要是由于它本身的资料性功用和价值。”至于本书的缺陷，姚名达先生自己曾说：“此书绝非成熟之作。”重版时王重民先生给予文字上的订正一百零六处以及资料性订正六则。若将姚名达所撰《中国目录学史》与三四十年代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五十年代王重民所撰《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以及八十年代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相比，其在史料考证功夫、理论阐发等方面虽差一些，但其史料之丰富是大家所公认的！
    总起来看，姚名达对章学诚的全面研究，初具系统性；并以章学诚为中心，延伸到对其师朱筠，以及邵念鲁、刘宗周、程颐等浙东史学诸著名学者的探讨，撰著了多部年谱，不仅揭示出谱主思想的精华，并且写出了其社会交往及时代特点，同时又有体裁上的创新，如《邵念鲁年谱》特设“谱前”，又有邵学渊源图，以及姚江书院宗派表、邵氏世系表等。系统的目录学著作，也是要突破当前目录学的局限，使目录学真正成为做学问的一把钥匙！这些方面均显示出姚名达具有开阔的视野，他突破了传统学术的旧格局，并运用了系统的研究方法，凡所撰著，具有鲜明的近代特色！此外，他还写有《成吉思汗》、《郑和》、《中国文化小史》三书（注：均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列为《小学生文库丛书》。）。1928年他还写有一篇《荀卿和史学史的关系》，主要阐述荀卿熟悉历史，且熟于当代人事、能够理解历史构成的原因，以及发明了若干史学的基本方法等三个问题，以此论定荀卿虽没有史学著作，但“在史学史上可以占一个小位置”。可见他已注重史学史发展过程中重点史家之外有关人物的探讨，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有此识见，也属难能可贵，永远值得后人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