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具有近代学术价值的年谱撰述
    姚名达对近代学术的又一贡献，是他以一人之力，撰著了多部著名学者的年谱，不仅揭示谱主思想之精华，而且通过反映谱主的活动，搜集、挖掘谱主的社会交往，从而反映出时代思潮。与胡适所撰《章实斋先生年谱》，共同显示出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年谱撰著的新格局。他经过为胡适的《章实斋年谱》作订补，对于此谱不但叙述谱主思想之发展变化，而且叙述其学术交往、时代背景的路数，有深刻的体会。其师梁启超也说道：“胡适之之实斋谱，不惟能撷谱主学术之纲要，并及其时代思潮”，诚为“近代学术之盛饰也”（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姚名达对此有自觉的认识，他在《刘宗周年谱》序中表露出他的指导思想是用“新史学之眼光，作科学的探究与纪载”。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姚名达除完成章学诚、邵念鲁年谱外，又上溯黄宗羲、刘宗周，这也显示出他要深入探索浙东学派源流、构成系列性著作的用意。
    （一）揭示谱主思想之精华。宋代以后直至清代，年谱体裁极为盛行，但一般只叙述谱主的生平事迹，近代以来，自胡适于1922年所著《章实斋年谱》重视谱主思想的发展变化，姚名达在为之补订时，虽然曾经认为年谱应专重纪事，但实际上他在以后的年谱撰著过程中，深受胡适的影响，非常重视揭示谱主思想之精华，同清人相比，具有鲜明的近代色彩，此以《邵念鲁年谱》为例。
    邵念鲁是浙东史学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一生“自任传姚江之学”，主讲姚江书院达17年之久；又致力于搜集宋明史料，表彰宋明忠烈之士，这是以经营当代史作为其经世的重要表现。姚名达揭示出邵念鲁在学术上之所以有独到建树，有强烈的经世意识，受祖父及父亲极深的影响。一方面是祖父、父亲都是姚江书院沈国模、史孝咸的高弟，念鲁8 岁就曾到此，以后念鲁47岁主讲姚江书院，直至去世。由于对姚江书院有很深的感情，42岁时根据祖父手辑《义学缘起》、《院规》、《请益教言》、《稽古》数十则，并参照其他资料，则董一块编纂了《姚江书院志略》；56岁时著有《姚江书院传》。又由于姚江书院讲习以刘宗周为师，刘宗周又直接继承王阳明的学说，因而邵念鲁对王阳明学说进行了总结性研究，著有《阳明王子传》、《蕺山刘子传》、《王门弟子传》、《刘门弟子传》等，基本反映了阳明学派的面貌。另一方面邵念鲁祖父、父亲着重搜集明儒书籍，虽历明亡，此志弥坚。邵念鲁从而能“为世道留意，追踪昔贤”。42岁开始编辑《西南纪事》，47岁仿黄宗羲《行朝录》，著成《东南纪事》，梁启超称之为“有系统的著述，于当时此类著作品中称甚善”。（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60岁作《治平略》以及以后所作《史略》，于明事尤详。晚年将所撰著合为《思复堂文集》，自称“生平心血，多耗于此，最足贵者”，且文字优美，姚名达指出：“念鲁所作传记，极尽文章之能事，梁任公先生推为中国第一，实非谀辞。”
    （二）搜集、挖掘谱主的社会交往，反映出时代思潮。为了根究章学诚的学术渊源，姚名达于1927年1月开始作朱筠的研究。 仅根据《笥河文集》作成一部《朱筠年谱》，梁启超看后，亲笔批曰：“为朱筠作年谱颇有无益费精神之嫌，但借此以锻炼作史之才，未为不可耳。”但经过姚名达的深层开掘，多方钩稽史料，经过四年的功夫，重新整理一部《朱筠年谱》，从而认为“朱筠是乾嘉朴学的开国元勋”，“朱筠是乾嘉朴学家的领袖”。为什么这么说呢？姚名达认为：朱筠提议开馆校书，采辑《永乐大典》，由此成为四库馆的起源；而且朱筠随时随地鼓励别人去做校书的事业，用心尽力帮助别人去做。因此《朱筠年谱》尤注重他的师友生活状况。
    姚名达指出，朱筠不仅从23岁就开始接收弟子，36岁时已有弟子数十人；而且广延天下名士，且经常给予他们物质上的帮助和支持，美国学者艾尔曼称之为“北京学界的赞助者”，“官僚型学者”（注：[美]艾尔曼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页。）。乾隆三十七年，高邮王念孙“跋涉来见，先生敬礼之……且为飞书当路，护持其家”，江都汪中才学通敏，素傲慢喜欢诋议别人，遭到时人的忌恨，“及负笈从先生游，乃兼治经学”。朱筠对于不同性格的人均能礼贤下士，使其发挥聪明才智。当时名流学者如戴震、邵晋涵、洪亮吉、黄景仁等，以及章学诚等，都曾是他的弟子。由于爱好交游天下贤士，朱筠43岁奉命提督安徽学政时，“友生联镳十二乘，一时相传学使宾从之盛，无有与朱学使俦者”。
    姚名达同时指出，朱筠喜欢同自己的弟子一起游历名山大川，乾隆三十七年，“先生与张凤翔、邵晋涵、章学诚、洪亮吉、黄景仁等同游青山，明日归”。如此等等，姚名达通过钩稽多种史料，活画出一个尤喜社会交往的朱筠。
    （三）有意识地表彰浙东学术，显示其源流发展。随着对章学诚研究的深入，又受何炳松等人谈浙东学派的影响，使姚名达更加钻研其中，乐此不疲。如他发愿作《邵念鲁年谱》便是在订补《章实斋年谱》的过程中，他深感研究一个人的学术，必须了解其之所以成学的原因。因推求章学诚所以成学，必定受了前人邵念鲁的影响，于是，决心为邵作年谱，两年后（即1930年），终于写成《邵念鲁年谱》。由于邵念鲁、章学诚都是浙东人，姚名达认为“乡土关系，盖亦学者自得宗主之一道，为吾人所不可不研究者”。由此开始对浙东史学的研究。何炳松论“浙东史学”，总结其主要线索为：程颐--刘宗周--黄宗羲 万斯同--全祖望 ＜据此姚名达有意地将浙东学派的重要 邵廷采（念鲁）--章学诚
    学者做年谱，显示其源流发展。除《章实斋年谱》外，他又写了《程颐年谱》、《刘宗周年谱》、《黄宗羲年谱》等。初步系统地研究浙东史学，已大致构成一个系列，体现了近代学术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