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章实斋思想的研究。1922年胡适撰有《章实斋先生年谱》，突破以往年谱只作事实的搜集和编排的旧格局，真正要贯注进去学术的灵魂，即他所说的“不但要记载他的一生事迹，还要写出他的学问思想的历史”，具有突出的创造性。但姚名达对此持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年谱是纪述的体裁，它所担负的任务是尽量搜集材料，并详实地记载传主的生平、行事，其他内容不要过多涉及，否则不利于突出生平行事的主线。因为胡适的《章实斋先生年谱》是用半年多时间写成的，刘承干刊刻的资料较全的《章氏遗书》尚未出版，因而在生平事实等项材料上搜集不尽完备，尤其是姚名达对章氏生平和著述下了大功夫研究考察之后，更加认定其有补订之必要。于是他于1927年春接受胡适提出的建议，为《章实斋先生年谱》作修订工作。他所增补的年谱，史料丰富，比起胡适原作年谱来，“记述的事实，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同时，姚名达认为年谱不容参入自己的意见，若欲有所评论，尽可以另撰文详述。
    姚名达对章学诚思想的全面研究，即集中体现在这篇《章实斋的史学》中。我认为，这是早期研究章学诚的一篇重要文献，他从十二个方面展开论述：章实斋与其先世，章实斋与邵念鲁，章实斋与浙东学派，章实斋与朱筠，章实斋与戴震，章实斋与邵二云，与其他诸友，章实斋境遇之困踬，章实斋与当时之学风，章实斋之志趣及造诣以及章实斋为学之次第、章实斋之史学观。因而，他一方面认真地去完成《章实斋年谱》的修补工作，另一方面，他又于1928年撰成长篇论文《章实斋的史学》，发表于《国学月报》第二卷1-2期上，共约3万余字。 不夸大地说，它反映了近代学术界从全方位研究章实斋学术的起点，对于推动这一课题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最能体现姚名达之近代学术眼光的有如下四个方面：
    首先，论述章学诚形成其独树一帜的学术思想之背景和渊源。姚名达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是有启发意义的，他详细论述了章学诚学术思想的形成得力于其父骧衢和其师朱筠甚大；从学术渊源讲，则直接受浙东先贤邵念鲁的影响。
    章学诚从小对史学有浓厚的兴趣，16岁时“识趣则不离乎纸笔，而性情已近于史学”，加之父亲的引导，遂启发他萌发了选择“别识心裁”这一治学的方向。姚名达指出：“实斋之史学，所以成其绝诣者，骧衢实有以开之于先。”青年以后对章学诚影响最大的人是当时的大学者朱筠。姚名达对此有极中肯的概括：章学诚从29岁“学文章于朱筠”，直至朱筠之殁，前后近20年间，“德艺讲贯，衣食营谋，实斋之得之于笥河者，生平一人而已。”朱筠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物质上给予章学诚极大的鼓励和帮助，正如章学诚本人所说：“其讨论修饰，得之于朱先生者，则后起之功也。”
    姚名达进一步论述，从学术渊源上讲，邵念鲁为“实斋根底所自出”。邵念鲁也是浙东人，他以明代遗民自居，胸怀深沉的民族意识，一生苦心孤诣地搜罗故国文献，冀成一史，以求永久流传。而章学诚一生笃志史学，殆“服膺念鲁，拳拳勿懈”。进而姚名达统计出，在章学诚遗著中，述及邵念鲁的有十余处之多。
    姚名达从以上几个方面论述章学诚学术思想之背景及渊源，眼光敏锐，见解深刻，对于后人了解章氏走上独特的学术道路的深刻背景，诚有极大的帮助。
    其次，相当全面地论述了章学诚学问思想发展的过程，并有意识地划分为四个阶段，突出说明章学诚的学术贡献。姚名达认为，章学诚二十八九岁以前属第一阶段，主要是接受父亲的指导，逐步培养了对史学的浓厚兴趣，但未尝有独立的史学见解。自章学诚拜朱筠为师，不仅学业上得到朱筠的指导，更重要的是通过朱筠结识了当时学术界名流，了解了他们的学术，这是章学诚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章学诚渐有志于著述，并从事文章校雠，“即类以求学，由流而溯源”，至43岁著成《校雠通义》；自44岁至53岁，是章学诚集中撰写《文史通义》，文史理论逐步形成时期，这是章学诚思想发展的又一阶段。《言公》、《诗教》等《通义》内外25篇，就写成于这一时期，姚名达认为“卓荣千古之著作，即诞生于其间”。从53岁直至去世，是章学诚学术思想发展的最后阶段，他继续写作《文史通义》之《史德》、《书教》等，同时编纂《史籍考》，修府县志等以维持生计。《湖北通志稿》已近完毕，但由于失去了原本支助他的毕秋帆的庇护，功亏一篑，现只保存下《方志立三书议》。综观姚名达对章学诚学术思想发展阶段之划分，确实抓住了其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这是姚名达用近代学术眼光所作的分析和总结。
    复次，论述章学诚的学术交往。姚名达独具慧眼，选取了戴震与邵二云两人作重点论述。他较早系统地论述了章学诚与戴震的学术往来，四十年后，余英时就此写成专著《论戴震与章学诚》（注：此书1980年1月由台湾华世出版社出版， 专篇对东原和实斋之间在学术思想方面的交涉加以比较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并叙述到清代中期整个学术界的思想史研究，约30万字。），足见姚名达眼光之敏锐，见解之深刻。
    姚名达认为，章学诚在讲求征实、不空谈义理等方面受戴震影响很大。29岁时初次见到戴震，戴君的一番言论使他受到很大启发：“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即不能读元亨利贞。弗能知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能读钦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古今韻法，即不能读关关睢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从此章学诚认识到读书当知大意，训诂明、义理明的道理。他也确能理解戴震的学问，认为其训诂，“能识古人大体”，且“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认为《原性》、《原善》等哲学著作，“精微醇邃，实有古人未发之旨”，给予充分的推崇（注：时人以为戴震学问的精华是训诂，认为《原性》等哲学著作空谈义理，连大学者朱筠也持这种看法，足见章学诚之特识。）。至于章学诚与戴震的分歧，姚名达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章学诚不同意戴震片面扩大考据学的作用；二是章氏认为方志是史体，应重视文献的搜集和记载，而戴氏认为只记载地理沿革即可；三是章氏最重史德，即著述者之心术，而戴氏虽自称出于朱子道问学，但他自己偶有超出朱子见解的地方，就大大贬低朱子，诋斥之为悖谬、妄作，故章学诚批评他“心术未醇”。姚名达的这些概括，切中肯綮。
    最后，姚名达又分上中下三编论述了章学诚的史学观，最有价值者，是他论述了章学诚重史义、重别识心裁的史学思想。姚名达指出，真正的史学，非能著几部之史而已。必先有精深之造诣，学问已卓然成家，然后出其心得，著述成家。章学诚正是这样。他强调史的要素有三：“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真正的史著，必须具史义，否则是史纂史考，因而他认为只有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才是真正的史学。由此，他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撰述为圆而神的著作，记注则是方以智，即具备一定体例的史料汇集。这种独创的分类法，突出说明真正的史著，必须有高明的史识，更重要的是“推明大道，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这样才是有观点、有特色的史著。强调“史义”即史家的观点、见识对史书的决定作用，这是章学诚在理论上的重要建树。（注：参见陈其泰《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