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拉法运动纳入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广大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团结反帝；反对歧视“不可接触者”斗争，成为一个重要政治内容。所有这些，都是甘地把他的社会改革理论，首次在全国范围内与政治自主相结合的实践。甘地并没有放松他的哲学思想、特别是他的真理观对运动的指导。他宣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不只是一个政治运动，而且是一个“旨在净化印度的腐败、欺诈、恐怖和白人霸权压迫的政治生活的宗教运动。⑦”他告诉英印统治者说，这个运动既要推翻殖民政府，又要净化印度，而且主要是净化印度，英国人的被驱逐只是一个附带的成果。净化印度的中心环节是贯彻他的爱的原则，体现在政治上就是非暴力的信条。为了加强这个信条的伦理和宗教的色彩，1920年他在阿麦达巴德创办了古遮拉特国民学院。1921年他自己则以苦行者的形象出现，削发光顶，上身裸露，腰间缠以土布，从此终生保持这一装束。他虽被丘吉尔讥笑为“半裸体的游方僧”，但在印度一般人民中却赢得了威信。坚持非暴力信条的典型事例，就是对待乔里乔拉农民暴力反抗的态度和巴多利决议。他斥责农民的“惨无人道行为”，宣布终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虽然第一次非暴力不抵抗运动以失败告终，但在甘地的实践活动中是一件大事。有人认为，他的这次实践，“打下了一个时代的思想的印记”⑧。这次实践对检验甘地的理论来说，的确是一个标志。
    1930年5月至1934年4月期间，甘地把他的非暴力运动称作“文明抵抗运动”。这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时期发生的，也是印度人民对约翰·西门调查团和米鲁特审判案的反抗。这次非暴力抵抗的显著特点是在政治上有了明确的斗争目标，把争取印度自治发展为争取印度完全独立。由于城乡小资产阶级分子大批加入国大党，工人、农民和“不可接触者”也参加了国大党，使得国大党群众基础更为广阔。国大党群众已不满足于笼统的自主要求，更不要说在英国范围内的自治了。要求完全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大党左派力量的加强，促进了甘地政治思想的发展，使他决心用群众性的抵抗运动来争取印度的完全独立。
    甘地政治思想转变阶段是从1929年12月的国大党拉合尔年会开始的。他在1928年加尔各答大会上已经提出，如果英国政府1929年不同意印度自主，印度就要宣布独立。1929年英国政府对印度自主的要求仍然敷衍拖延。因此在1929年12月的加尔各答大会上，通过了甘地同意的、包括印度完全独立和发动文明抵抗运动。大会授权甘地领导这个运动，并宣布1930年1月26日为“独立日”。全印度这天都要开展庆祝活动。甘地认为这一天还不是发动文明抵抗运动的日子，只是宣布“我们取得完全独立的决心”。在这一天宣读的《独立誓词》是表达甘地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文件。它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尖锐地抨击了英国殖民政权的剥削和压迫，庄严的申明了印度人民自由、劳动、生活和发展的权利，提出了印度同英国必须断绝关系而取得完全独立的要求。甘地当时表现的十分乐观。他认为完全独立很快会实现：“自由象一个婴儿。所有婴儿都诞生在一刹那，现在这一刹那已经来到”⑨。
    在非暴力原则方面，甘地把它具体化为“文明抵抗”，并写在《独立誓词》之中：“我们认为，争取独立自由的最有效方法不是暴力。我们准备收回同英国的合作诚意，采取文明的抵抗，包括不纳税在内。”⑩关于文明抵抗运动的步骤与方法问题，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是于2月15日在孟买的坚持真理学院召开的。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决定3月11日开始实行文明抵抗运动。3月2日，他通过一位在印度的英国青年，把一封信转给英印总督。这封被称为“最后通牒”的信件实际上是《独立誓词》的进一步发展，是研究甘地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历史文件。信中认为印度的暴力派虽无组织、没有效能，但已经产生，并且试图反抗。他指出，暴力派和非暴力派的目的是一样的，都要结束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但是，他坚决认为暴力派不能拯救人民，而只有非暴力派能够对抗英国的有组织的暴力。他坚信，非暴力有极大的活力，“用这种活力以反对不列颠统治有组织的暴力与新生的暴力派的无组织的暴力，这是我们的目标。”“这个非暴力，将由文明抵抗运动表现出来”（11）。
    甘地的文明抵抗运动的行动纲领是发表在《青年印度》上的十一条计划（12）。这是一个把政治要求融化在经济要求之中的文件。它提出了降低卢比兑换率、实行关税保护和限制外国纺织品进口，主要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降低田赋百分之五十，既反映了地主的要求，也是农民的要求。取消侦察局和释放政治犯表达了社会各爱国阶层的意愿。取消食盐专卖和盐税，关系到城乡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利益。甘地虽然没有提到印度完全独立，但却抓住了印度各阶级和阶层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时期面临的切身利益问题。他想通过这些经济要求，把广大阶层吸引到文明抵抗运动中来。十一条计划是甘地经济自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经济危机时期的表现形式。
    文明抵抗运动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继续。不服从殖民当局的法律（首先是食盐专卖法），放弃所担任的职务（如不参加全国和各省立法会议工作、不担任政府机关和城乡行政机关职务）、不上英国人的学校、抵制英货、拒绝纳税，等等。都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大同小异。在抵抗的方法上，甘地采取了从不服从食盐专卖法和抗盐税开始，表明了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连续性。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没进行到既定的抗税阶段就结束了。文明抵抗运动则以甘地带头，率领七十几名信徒，徒步240英里，进行所谓“食盐长征”，以反抗盐税。这个以独立为目标的、别出心裁的策略行动，促进了广大印度人民的反帝积极性。文明抵抗运动发展为暴力斗争，在吉大港，在白沙瓦，绍拉普尔和加尔各答等地都发生了武装起义。1931年甘地同印度总督欧文签订的“德里协定”，象巴多利决议一样，结束了群众性的文明抵抗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