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从运动一开始，便表明了他的坚定决心。1942年7月上旬， 国大党委员会经过九天讨论之后，在瓦尔达通过了著名的“退出印度”的决议。决议说，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必须立即结束，如果英国殖民统治者无视这一点，国大党将在甘地领导之下，开展一次新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甘地认为这个决议把印度独立要求提得如此明确和迫切，是对英国殖民统治者的“公开的造反”。8月8日，国大党全国委员会通过了工作委员会的决议。甘地在决议通过后，发表了长达九十分钟的激动人心的讲话，表示即使剩下他一个人，也要决心战斗到胜利。他强调非暴力原则。在7月间提出“退出印度”决议时，有人就问他，如果再有1922年乔里乔拉事件发生怎么办？他立即回答到：“我象1922年一样，还是同一个甘地，非暴力仍然是这次运动的原则”（17）。英国殖民统治者在8月8日决议通过的第二天，即8月9日早，就逮捕了甘地。甘地请求警察允许他做半小时祈祷，祷词最后一句话是：“不自由，毋宁死！”
    英国殖民政府逮捕国大党的其他领袖。国大党被宣布为非法而转入地下。这个镇压措施促进了“退出印度”运动的发展。仅1942年底，全国就有250个火车站被破坏，500个邮局受到袭击，150个警察被攻击。自发的群众运动突破了甘地设计的框框，用暴力对付英国殖民政府。但他们丧失了领导，遭到了残酷的镇压。据官方统计，从8月到11月，死亡群众达900人以上，被捕者超过六万人。1943年2月，甘地在狱中用绝食三周的行动，抗议英国殖民政府的高压政策。1944年2月，甘地夫人加斯杜白死于狱中。这两件事都引起了全国性的罢市和游行。1944年5月6日，甘地和国大党其他领袖全部获释。24日，甘地宣布“退出印度”运动结束。
    综观以上实践活动，可以看出甘地的实践并不是纯粹失败的记录。从结果上可以说都没有成功，或者似乎要成功而被他用非暴力的闸门所卡断了。但从内容上和进程上看，从它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来看，在许多方面获得了成功。它沉重地打击了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势力，动摇了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基础，唤起了广大人民的民族觉醒，使人民群众在更广阔的范围和规模上参加了反帝斗争。从总的方面说，非暴力抵抗运动是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印度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形式。
    甘地的实践也不完全是妥协的记录。甘地是一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他以献身和牺牲的精神，抨击英国殖民制度，同情印度人民的苦难，动员民族主义的力量，为实现印度的自主和独立而斗争。从各次主要社会实践可以看出，他比所有国大党的领袖都更接近下层人民，因而在实践中往往能够表现出他们的力量。他不屈不挠地从各方面、以各种形式实践自己的理论，坚持长期的反帝斗争。虽然基于他非暴力的信条出现过多次妥协，而且常常是在关键时候的妥协，但从总体上看，他把这种反帝斗争坚持到最后一息。
    甘地的实践同样不是保守的记录。甘地的理论和实践说明，他是比较注重实际的。这一点连他的不同政见者苏·鲍斯在《印度的斗争》中也是承认的。苏·鲍斯认为，甘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改变了对英国的支持而及时提“退出印度”口号和结束英国对印度的统治的要求，就是注重实际的结果。甘地是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但他并不拘泥于西方的理论，而重视印度的传统。他提出的非暴力抵抗的反帝斗争方法，是一个创造。尽管他在实践中由于把非暴力作为不变的原则而失败，但作为一种斗争方法，仍不失为有效的武器。他的政治观点比较保守，但在实践中却能不断前进。他的经济思想比较落后，但在二、三十年代的具体条件下，在实践的效果上，包含着进步的和反帝的内容。
    甘地的主要实践活动是在印度历史的两个转折点（1919年和1947年）之间进行的。在这个时期，印度的整个经济生活（特别是农村经济生活）和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充满着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固有特点；同时，资本主义得到了空前迅速的发展。1919年是印度现代民族解放运动的起点。1947年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转折点。印度最基本的事实，是英帝国主义的长期殖民统治；而最迫切的问题是摆脱殖民奴役、争取政治独立。甘地在这个时期的五次重大实践活动（包括1919年那一次演习），不仅是甘地实现自己理论的主要事件，也是印度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甘地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在这个时期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作为印度反帝的民族主义及其实践，甘地的思想体系在同时代的亚洲历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当时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甘地主义不仅是典型的东方式的，更确切的说，是典型印度式的民族主义。托尔斯泰于1862年在《进步和教育的定义》一文中曾称颂过“静止不动的东方”。1905年开始的亚洲觉醒，结束了东方静止不动的状态。这一年正如列宁所说的，是“托尔斯泰主义的历史终点，是那个可能和应当产生托尔斯泰学说的整个时代的终点”（18）。但是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印度出现了。正是在包含着“不用暴力抗恶”、禁欲主义和强调精神力量的托尔斯泰主义的历史终点上，却产生了影响一个时代的、类似并发挥了托尔斯泰主义的甘地主义。它居然把宗教和政治融合在一起，用非暴力抵抗的方式，吸引了印度广大社会阶层，把托尔斯泰主义时代的终点变为新时代的起点。如果把甘地主义和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化、暴力斗争相比较，倒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无论如何，甘地的理论和实践在印度、在亚洲和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注释：
    ①⑦⑨B·普拉萨德：《奴役和自奴，印度近史代》（1707-1947年），1977年新德里版，第2卷，第352页，354页，392页。
    ②⑤（12）（17）D·G·坦杜卡尔：《甘地传》，孟买1951年版，第1卷，第240页，第2卷第55-56页15-19页，第6卷第188页。
    ③《甘地自传》，中文版，第409页。
    ④《青年印度》，1921年12月15日。
    ⑥《权力转移》，第二卷，（1942年2月到9月），1971年版，第848页。
    ⑧罗达里什南主编：《圣雄甘地》，第229页。
    ⑩（13）《独立誓词》见B·帕达比·西达拉马雅：《印度国大党史》，1946年孟买版，第1卷，第363页-406页，第463-465页。
    （11）《东方杂志》，第27卷，第13号。
    （14）苏·鲍斯：《印度的斗争，1935-1942年》加尔各答1952年版，第39页。
    （15）福兰西斯·G·木秦斯：《印度的革命：甘地和退出印度运动》，马塞诸塞州1973年版。
    （16）路易·费舍尔：《同甘地相处一周》，1943年伦敦版，第90-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