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1931年文明不服从运动虽然重演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历史，但它在规模和组织方面都比以前反帝运动的水平高。国大党和甘地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比以前更高。在甘地领导下的国大党，有了更完整的基层组织。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条件下，英国帝国主义和印度人民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了。1931年3月，卡拉奇的青年打着黑旗反对甘地签订的“德里协定”。3月25日，甘地对群众的讲演中说：“甘地也许会死掉，可是甘地主义决不会灭亡！”这种信心表示了尖锐的民族矛盾并未缓和。同年在国大党的年会上，仍把目标放在争取独立上。特别是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决议中，提出了废除种姓和宗教限制、反对地主对农民的超经济剥削、保持工人权利等要求（13）。这些决议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德里协定”失去的群众影响。
    1932年1月至1934年4月的文明抵抗运动的主要特点，是把反对歧视“不可接触者”和解决教派争端的社会问题，作为中心内容。甘地在第二次园桌会议上就表示，他将牺牲一切来反对“不可接触”种姓的分别选举制和教派立场。为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者的“分而治之”政策，争取在未来的印度宪法结构问题上团结各个种姓和宗教团体，为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者的镇压政策，甘地发动了这次文明抵抗运动。英国殖民统治者在运动一开始就逮捕了甘地。但甘地在狱中继续指导运动，所采用的斗争方式是绝食。他用绝食的办法，抗议英国殖民统治者的选举法，迫使英国人承认国大党同“不可接触者”代表就选举法达成的协议。他为了“净化自己、净化同志”，希望他们更努力于反对歧视“不可接触者”的工作。根据他的建议，马德拉斯省的国大党人组织了允许“不可接触者”进入印度教寺庙的的运动。1932年12月18日至1933年1月8日，分别被定为“反对不可接触种姓日”和“不可接触种姓进庙日”。
    如果说甘地在反对歧视“不可接触种姓”方面取得了成就，那么，在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团结问题上，则遭到失败。1932年11月，旁遮普和孟加拉的两派教徒代表举行了联席会议，达成了分配两省立法机关席位问题的协议。但穆斯林联盟和印度教大会的领导者拒绝承认这个协议。总之，这次文明抵抗运动的反帝性质是通过反对殖民统治者的“分而治之”政策的斗争表现出来。它虽然没有直接提出争取独立的目标，但“不可接触种姓”和教派团结问题，是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目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甘地倡议的反对歧视“不可接触种姓”的运动，对吸引城乡下层人参加政治斗争，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甘地把非暴力运动的实践转到这两个问题上，也是对他的社会思想的试验和探索。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甘地的非暴力运动是以“个人文明抵抗运动”的形式来实践他的理论的。甘地在战争一开始，是支持英国对法西斯德国作战的。直到1940年上半年，他并不想进行新的非暴力抵抗运动。1940年1月， 他对印度总督林里资哥的许诺自治领相当满意。6月，国大党“前进集团”领袖苏·鲍斯曾呼吁，甘地发动新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甘地认为过早的斗争对印度有害。在此前不久，他声明“决不从英国的灭亡中寻求印度独立，那不是非暴力的道路”。但是，他信仰非暴力，所以不能支持战争而辞去了国大党的领导。8月8日，英国殖民统治者不允许印度在战后完全独立的声明，激怒了印度人民。国大党的基层自动开始了非暴力抗英斗争。9月15日，国大党撤回了支持英国进行战争的提议，请甘地掌握国大党进行新的非暴力运动。这就是个人文明抵抗的背景。
    坦卡杜尔在他的《甘地传》第六卷中，详细叙述了这次非暴力抵抗运动的详细情况。甘地决定不搞群众性的文明抵抗运动，而把运动限制在国大党党员个人范围之内。甘地拟定了一批参加运动的名单。国大党各省委会也拟定了类似的名单。甘地也制定了运动发展的阶段。按照他的习惯，在运动开始以前，先向总督打招呼，要求取消言论自由限制，允许发表反战的和平主义讲演或文章。然后开始了他的个人文明抵抗运动。第一阶段是甘地指定的、有全国性影响的人物进行个人单独反抗活动。甘地先授权维诺巴·巴维发表反战演说。巴维被捕后；又指定贾·尼赫鲁；尼赫鲁被捕后，又指定阿萨德。第二阶段是“代表性的非暴力运动”，由各级负责人进行。第三、四阶段普及到城乡国大党员。结果都先后以违犯“国防法”而被捕，人数达三万之多。1941年12月，甘地辞去国大党领导权，个人文明抵抗运动结束。
    这次实践是一次失败的实践。国大党由于服从了甘地的领导，进行了个人文明抵抗运动，使各级领导几乎全部入狱，因此陷于瘫痪状态。这次运动虽然遍及城乡，但并没有象前几次那样受到人民的热情支持。运动进行到10月，国大党领导已大部分入狱。幸存狱外的领袖要求停止这种无益有害的运动，而甘地却执意实验到底。个人文明抵抗运动结束以后，甘地同国大党一些领导人发生分歧，便把全力放在实践教派团结、取消“不可接触等级”、禁酒、兴办农村工业等“建设纲领”的事业上去。
    最后一次大的实践活动是1942年8月至1944年5月“退出印度”运动。关于这次运动的情况。福兰西斯·G·休秦斯写了一本专著。根据这本书的叙述， 甘地对克里浦斯使团的《宣言草案》是持否定的态度。最根本的原因是《宣言草案》没有满足国大党关于建立国民政府和由印度人掌管国防的要求。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在日军侵占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缅甸的危急国际形势下，英国政府仍然用这种宣言来搪塞，使甘地大失所望。他斥责这个宣言是“行将破产的银行的一张远期支票”。
    美国记者路易·费舍尔在访问甘地时，甘地详细说明他“退出印度”运动的最早观点。甘地认为，印度在战争中能够保卫自己，也能够援助中国和俄国，但前提条件就是：英国人必须放弃对印度人的统治（16）。以后，甘地在《不可接触者代表报》上，提出了“退出印度”的口号。甘地在1942年4 月底为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写了拒绝克里浦斯建议的决议草案中说，英国的军队不代表人民，而且支离破碎，根本不能保卫印度。只要英国撤出印度，如果日本或别的国家侵略印度，印度能够自卫。他还说，印度对日本并不怀敌意。在其他文章中，甘地也谈到类似观点。英国政府曾抓住这些话攻击甘地，把甘地描写成日本的代理人。事实上甘地在同记者的谈话中，反对日本侵略印度。他认为如果日本占领了印度，就会使印度失去一切。他之所以大声疾呼英国退出印度，是因为没有印度人自己的政府，人民就不会支持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这正好说明了甘地的“退出印度”运动的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