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地域正统观的产生，首先反映了民族在形成初始阶段并未完全稳定性的特点。任何民族的形成，首先必须有一个对原始地域的崇拜时期。斯大林认为，民族形成以四个特征为标志：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注：见《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94页。）我认为，如果我们承认这四个特征，那么共同地域又是最基本最原始的特征。只有有了共同的地域，民族活动才会基本稳定下来，才能形成民族共同的语言；也只有共同的地域，才可能产生共同的市场，共同的经济生活；也只有共同的地域，才能形成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但民族一旦完全形成并稳定下来后，其地域特征显得不十分重要，而让位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以先进的经济、文化为核心的地域正统观的产生，又反映了主体民族为农业民族的历史特点，有利于主体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扩大，对形成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是十分有利的。农业民族只有在富庶肥沃的土地上才能创造出较为发达的文明。简陋的原始工具，低劣的生产力十分依赖于土地的质量，因而肥沃、松软的土地既是四周部族崇拜的对象，又是他们争夺的目标，从而形成地域崇拜。其次因为中华民族早期华夏内部的政治斗争和农业民族频繁的灾荒，使本族血缘内部的一些人口在有限的地区内迁徙，从而也冲淡了血缘本位主义在民族形成上的作用。如周祖先，楚、吴、越等祖先离开中原就是例证。再次是华夏族长久占居富庶地区，因经济、文化发达，地区比较固定，就早于四周的民族形成共同体，而先进的民族经济和较为成熟的民族文化也具有凝聚力，不但对本民族成员言，对其他还未形成民族共同体的落后部落也具有吸纳作用。《孟子·梁惠王下》载：“汤始征，自葛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四周夷狄部落纷纷归顺外族征伐者，竟然都希望外族来推翻自己的腐朽政权，这对于一个已形成民族，已有民族共同心理的共同体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也就是说，四周部落还没有形成民族共同体，因此，这些分散的部落最后完全同化为华夏民族的一员，这正是地域经济文化的吸纳作用，也是形成中华民族早期地域正统观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早期这种不重血缘种族只重居住权的特点，又表明中华民族群体主体民族的宽容性。孔子的“入华夏即华夏之，入夷狄即夷狄之”正是表明早期华夏、夷狄极易跨越民族障碍，加强民族融合的事实。但到民族完全形成并稳定下来，民族共同心理则占居主要地位，地域正统观也就让位于民族正统观了。
    二、汉民族正统观的形成
    秦皇统一至北宋兴起，属汉民族正统观时期，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一）汉民族气节开始取代中原地域观念成为衡量人们行为的价值准则。如前所述，春秋战国时期，尽管在普遍的道德法规上，人们对夷狄采取仇视态度，对诸夏采取亲近态度，但并未有意去树立一种民族楷模，进入夷狄群的诸夏人也不执意地要保持一种民族气节，而是大部分甘愿被夷狄同化。吴太伯、仲雍、楚王先祖及演化为羌戎氏的四岳之裔胄等均如此。而秦、汉以后就全然不同，汉武帝时的苏武， 出使匈奴19年，因他历经千劫百难而“不辱君命”，表现汉民族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从而成为以后汉民族气节的楷模，连苏武在匈奴沙漠牧羊的汉节也成为以后“汉民族气节”的代名词。（注：《汉书》卷五十四《苏武传》。）从此，守汉节，失汉节成为一种重要的道德标准。
    （二）“中国”一词开始成为汉民族国家的代名词。“中国”一词历来是中华民族正统政权的代名词，人们历来对众个分立政权，一直争论谁能代表“中国”，能代表“中国”者为正统，否则是僭伪。因而考察“中国”词义的变化大有必要。如前述，“中国”一词在先秦主要指中原地区或中原诸国，到秦帝国建立后，它逐渐演变为专指汉民族建立的政权。秦虽很短暂，但人们也将“秦”称为“中国”，有人说“中国”一词在英语叫“China”，是“秦”一词的变音；两汉时， “中国”又主要指汉朝。《南越五主传》第一卷《先主传》载：[陆]贾曰：“皇帝……统理中国之人以亿万计，地方万里……”《汉书·匈奴传上》载：冒顿……复使来谢曰：“未闻中国礼义，陛下幸而赦之”。到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汉族政权已南移，北朝人又称南朝为“中国”。前引南朝宋大将柳元景北伐时抓到大批北魏俘虏，俘虏们所说话中提到的“未敢背中国也”中的“中国”就是指南朝刘宋政权。隋唐时，周边各少数民族政权以“中国”称呼唐朝。“九姓胡附回纥者，说登里以中国富饶，今乘丧伐之，可有大利……”（注：《通鉴》卷二二六，唐德宗建中元年。）。到辽、宋、金时期，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又将宋朝称“中国”，“五百年来，中国之英主，远则唐太宗，次则唐明宗，近则宋太祖、太宗也”。（注：《契丹国志》卷七《圣宗天辅皇帝》。）
    通过以上观察，到秦汉以后，“中国”一词已由中原地区的地理概念开始演变为主要指汉民族国家概念，说明中原地域正统观已被汉民族正统观所取代。
    （三）汉民族正统观念的直接提出。汉民族正统观念的直接提出，始于东晋十六国时期。在当时，“正统”一词称“正朔”。十六国前秦主苻坚执意讨伐东晋，统一天下时，苻融就力劝：“且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不绝如綖，然天之所相，终不可灭。”（注：《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附苻融》。）前秦兵强马壮，拥兵97万，似乎有必胜之把握，然而苻融却认为自己是少数民族，正统不在己，民心不附，因而必不得成功。又《北齐书》卷二十四《杜弼传》载高欢语高齐曰：“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肖衍，事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错，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肖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在高欢看来，由于南方汉族政权继承汉族传统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正统所在，民心所向之处，要想巩固统治，稳住民心，必须正视这一现实。
    当然，这段时期少数民族政权也有自视为正统的。北魏一朝，包括北魏鲜卑最高统治者和汉族大部分士人，大都自视为正统，从立国号为魏到崔浩等人的树正统运动，其目的都为了树北魏正统，不同意南朝的正统地位。后来北魏政权确实也被汉族士人所接受，孝文帝也被汉族士人接受为“四三皇而六五帝”的圣主。（注：《魏书》卷六二《李彪传》。）但这只是更能说明汉族正统观的巨大影响作用。因为北魏的自视正统及与之俱来的拼命推行汉化运动，是以牺牲鲜卑族的文化特点、族别为代价的，最后彻底消灭了自己的特点，完全同化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汉族政权以后，才成为汉族正统。这恰恰说明此时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兄弟民族，骨子里还是汉民族正统观。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说到底是民族同化，或者说是汉化，而不是真正意义的民族融合，这与以后元、清两朝少数族政权公开宣称少数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成员，反对华夷之别，反对那种其他族属不能为正统，而又要保留自己的民族特点的作法是完全不同的。
    综上所述，当时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都认为汉民族政权是中华正统所在，少数民族尽管占据中原地区，有着富庶的经济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因在人们心目中，均是非正统的因而得不到人们的拥护。因此，苻坚公元三八三年发动的淝水之战，自以为有士卒97万，“投鞭于江”，足断其流，必是“有征无战”，结果却导致“秦兵大败，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留下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千古笑话。而在公元三五四年，东晋桓温进军关中，抵达霸上，“居人皆安堵复业，持牛酒迎温于路军十八九”。（注：《晋书》卷九八《桓温传》。）北魏太武帝在瓜步进伐南朝刘宋政权时，淮南人民“人情辑和，鲑米丰盛，器械山积”（注：《宋书》卷一百《序传》。），以抵抗北魏，最后使北魏大败而回；但同年，宋军北进中原时，“关中诸义徒并处处锋起，四山羌，胡咸皆请奋。”（注：《宋书》卷二七《柳元景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