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史学界的中华统一正统观集大成之出现。史学界的正统观问题历来是争论最频繁的。辽、宋、金时期，正统问题争论尤为激烈，有主张汉民族正统的，也有主张统一天下为正统的。而只有著名史学家司马光的正统观成为中华统一正统观之集大成，他借编著历史巨著《资治通鉴》鲜明地提出他的中华民族统一正统观。在《通鉴》黄初二年的《史论篇》中以洋洋近千字，详尽论述了他的观点，批评了“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的民族偏见，认为都是“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也。”因此得出“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的中华统一正统观。应该说司马光的统一正统观已经代表了当时许多思想家的观点，同时又是当时政治现实，民族融合深入发展之反映。
    由于这段时期民族融合的加深，中华民族统一正统观的广泛深入人心，从而为元朝统一全国奠定了理论基础，元灭南宋，势如破竹，锐不可挡。南宋谢太皇太后下诏要各地起兵勤王，“无一人一骑入斗者”，只有张世杰与文天祥仓促募兵响应，文天祥的朋友还劝他放弃这一行动，认为此举无异是“驱群羊而博猛虎。”（注：《宋史》卷四百十八《文天祥传》。）当时的形势正如谢太后诏书中所说：“尔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时艰，内则畔官离次，外则委印弃城，避难偷生。”（注：《宋史》卷二百四十三《后妃传谢皇后传》。）通过元蒙灭南宋与前秦主苻坚伐东晋、北魏太武帝侵宋形成鲜明对比，同是少数民族统治对汉族政权的战争，后二者汉族政权内外配合，上下同心，故能临危不惧，取而胜之；而前者汉政权却士卒离散，民心丧尽，因而土崩瓦解。我们当然可以责备南宋政权腐败，官吏毫无民族爱国之心，但同时我们不应该从另一角度去观察，这不正是历史发展之必然，中华统一正统观深入人心之表现么？
    （二）从明朝建立到清康乾盛世，属中华民族统一正统观定型时期。中华民族统一正统观的发展仍然是曲折的，在少数民族国家分立，或少数民族为统治民族的时候，这种正统观就得到强固，发展也快，也容易深入人心。如辽、金、宋、元时期。因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 卷第35页。）但一旦汉族重新建立起全国统一的皇朝，中华民族统一正统观的发展就会缓慢下来，华夷之分的主张又会抬头。但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民族大融合，中华统一正统观，即平等地对待中华大地上各民族的思想观念毕竟已打下牢固的基础。自公元10世纪以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如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那种诸候林立、国家支离破碎局面，尤其是元建立后，中华大地基本未再大分裂，就证明中华民族统一正统观已经深入人心，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心理已基本形成。实际上，在中国这样一个汉民族占绝大多数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为统治民族的全国统一皇朝更能大大推进中华民族统一的民族心理。因而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在《藏书·世纪列传总目》中只将元标为“华夷一统”是有道理的，照他看来，只有元才第一次真正建立起全国性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因此，清朝建立后，中华民族统一正统观更加深入人心。雍正、乾隆二帝的正统论为其代表言论。雍正在做《驳封建论》时说：“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注：《清世宗实录》卷八三，雍正七年七月。）而乾隆帝更全面地论述了他的中华民族统一正统观，批驳了汉民族正统观的过时论点，他在《御批通鉴辑览》中发挥了这一思想。“大一统而斥偏安，内中华而外夷狄，此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是故夷狄而中华，则中华之；中华而夷狄，则夷狄之。此亦《春秋》之法，司马光、朱子所为亟亟也。”（注：《国朝宫史续编》卷八九。）他还引用元世祖开少数民族正统之先的事例来证明自己的中华正统理论。“至元世祖平宋，始有宋统当绝，我统当续之语，则统绪之正，元世祖已知之稔矣。”（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四二乾隆四十六年十月甲申。）
    其次，从当时其他汉族知识分子来看，也基本上承认了清朝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可以成为中华正统。康熙稳定局势后，汉族知识分子大都争着入仕，就连当时极有声誉的“东南人士宗”顾炎武的外甥徐乾学也出任清廷，任尚书之职。吴三桂等发动的“三藩之乱”，由于得不到广大汉族人民的支持，短时间就归于失败。清代著名三大反清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到康熙朝以后也陆续归顺清廷，承认清朝为中华之正统。如黄宗羲顺治末年撰写的《留书》，斥责清人为虏，指斥清朝为伪朝，到康熙元年间著《明夷待访录》，便取消了对清人的责骂。康熙十年，开始用清朝年号，称清朝为“国朝”。正如周学军在《明清江南儒士群体的历史变动》一文中，经过对江南知识分子对清态度变化的分析，从而指出到康熙朝以后，江南“大部分儒士则逐渐放弃了反清斗争，转而承认统治的合法性，民族斗争渐趋回归社会批判运动。”（注：见《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再次，元以后，“中国”一词已取代汉民族国家成为中华民族整体的概念。元朝时，“中国”作为中华各民族的总代表开始出现于与西洋、东洋人的交往中。而到清朝，在与俄罗斯、英吉利等西洋及亚洲各国的交往中，清政府作为中华民族的合法代表已出现于各种外交文书：条约、换文、使节关系书等。（注：见《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四三《尼布楚条约》、《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第十三《嘉乐来朝日记》。）
    当然，我所说的到公元10世纪以后，中华民族统一正统观开始取代汉民族正统观，并不是说中华民族各民族之间已经不存在任何矛盾了，其实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有着自己独特的民族意识，在生活方式、文化传统方面有着一定差异，矛盾总是存在的。如清初清兵南下时，遭到江南人民的顽强抵抗；康熙初年，各地还有一些抗清武装；清末还有一些“反清复明”思潮，甚至连近代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其纲领中也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带有强烈排满意识的口号。但是这一切都不能看作是汉民族正统观还占主导地位。如白莲教、哥老会以及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都以“反清复明”为宗旨，但这并不能代表当时的思想主流，在绝大多数汉族人民心目中没有多大影响，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反清复明”终于改为“扶清灭洋”。另外，同盟会的民族主义口号也只不过是为了推翻满清专制政府，达到真正的民族共和的手段而已，何况这一口号并未起太大作用，就在当时，也遭到梁启超的严厉指责。梁启超指出：“清之代明，则是本国臣民对于旧王统倡内乱，谋篡夺而获成功也，决不可谓以一国家踣一国家也。”（注：饮冰：《杂答某报》，载《新民丛报》第21页。）梁启超作为学识渊博的汉族知识分子，其正统观念不可谓不强，其见识就说明“汉民族正统观”在当时没有太大市场。也正因为此，孙中山又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讲中批判了那种“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的错误言论（注：《孙中山选集》第81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11月第1版。）。后来， 他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中，又提出“五族共和”的主张，“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汉、满、蒙、回、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注：《孙中山选集》第90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 11月第1版。）
    综上，无论是清初的部分抗清武装，还是清末的“反清复明”思潮，抑或是同盟会中的狭隘民族主义意识，都不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更不能代表大部分人们的心理定式。中华民族几千年共同生活于这块土地，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尤其是有着共同的外敌，其差异逐渐缩小，中华民族统一正统观已经成为中华土地上所有民族的共识，而其他正统观均成为了历史的陈迹。
    中国古代社会正统观念的发展与演变与中华民族融合的进度紧密联系在一起。每次民族大融合伴随着国家、民族的分裂与重新组合，再建立起新的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而对其分裂、组合、融合、统一起理论指导作用的就是“正统观”。民族融合，国家的分裂、组合作为一种物质实体的存在，而正统观念则是这一存在的反映，同时又反过来作用于这一存在。每次民族融合都伴随着正统理论的逐渐深化，由低到高呈螺旋式向前发展，从而也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特殊的民族群体。也正由于此，使得中华文明不但在古代几千年来永远保留下来，成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同时也使近代以来，尽管中国远远落后于世界，尽管众多列强共同瓜分中国，但终究成为一枕黄梁。我认为这应该与中华民族的古老历史传统，与中华民族融合的历史特点，与中国古代的正统理论的演变与发展有重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