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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帛书籍的发现及其影响(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文物》 李学勤 参加讨论

《左传》的情形有所不同。张苍从荀子处传得《左传》,汉兴,献其书于朝廷,所以《左传》的古文本在中秘保存下来(注:参看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第122页,中华书局,1984年。), 《左传》也就称为古文经了。
    焚书时壁藏的书籍,有的很长时间没有被取出。最著名的事例,是汉景帝末年发现的孔壁中经(注:年代依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卷一,第82页,中华书局,1987年。)。据《史记》、《汉书》记载,鲁恭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于其壁中得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孔子后裔孔安国将书上献武帝,适遭巫蛊事件,朝廷将这批书退还给孔安国,其学于是在孔家流传。
    景帝时,还有河间献王好书,所得都是古文先秦旧书,如《周礼》、《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等(注:年代依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卷一,第70页,中华书局,1987年。)。
    此后,古文书籍有不少零星发现,史不绝书。最重要的,是西晋武帝咸宁五年(279 年)发现的汲冢竹书(注:年代依朱希祖《汲冢书考》,中华书局,1960年。)。这是从汲县一座战国晚期魏墓里出土的,经束晳、荀勗、傅瓒等整理,有书七十五篇,另“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他们整理的成果,《穆天子传》(包括《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传世至今,《纪年》、《师春》、《琐语》有部分佚文留传。
    从现在我们整理研究先秦简帛书籍的经验感受来看,汉晋学者所做的工作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孔安国的时代,距秦统一文字已久,六国古文早被罢弃,能直接读古文的人也已没有了。孔安国研究孔壁《尚书》,“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注:孔颖达《尚书正义》卷一,《尚书序》。)。这种按古文形体结构,转写成隶书的方法,后来通称隶定,是每个研究古文字的人必须使用的。荀勗等整理《穆天子传》,先缮写古文,继列释文,缺字用方框(□)表示,也为古文字研究者共同遵循。
    古文书籍的发现,为当时学术界带来新的风气。孔壁中经及河间献王所得《周礼》等,与已立于学官的今文经多有不合,酿成今古文之争,结果是古文胜了今文。对古文本身的研究也成为传统,王莽时规定文字有“六书”,第一是“古文”,即“孔子壁中书”;第二是“奇字”,为“古文而异者”。东汉初许慎《说文解字》,也收有“古文”、“奇字”。曹魏正始年间,刻了三体石经《尚书》、《左传》(传文仅刻出一部分),三体为古文和篆、隶。古文书籍影响的巨大,于此可见。
    文字方面的古文之学,一直下传到宋代。北宋初,郭忠恕著《汗简》,系按《说文》部首编的古文字典。他用“汗简”作为标题,正因为古文源于历次发现的先秦简书。不久,夏竦对《汗简》补充扩大,又依韵部编出了《古文四声韵》。这两部书,如今已成为大家研究六国文字的重要依据。
    
    王国维所说“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的发现,是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新疆塔里木河出土百余支晋代木简开始的(注:舒学《我国古代竹木简发现、出土情况》,《文物》1978年第1期。 )。在这一类简中,也有少数零星的书籍,但都属于小学字书或者方技小术,学术价值不大,因而没有获得学者们的重视。
    1942年,在湖南长沙子弹库一座楚墓中发现帛书。1944年,蔡季襄《晚周缯书考证》出版后,讯息迅速遍传于学术界。这可以说是近年简帛书籍出土的真正开端。建国以来,随着各地田野考古工作的进展,简帛书籍的发现越来越多,在内涵与数量上,均足与历史上的孔壁、汲冢相比美。我们不妨按照新发现简帛书籍的时代,将之分为下列四组:
    (一)战国时期的简帛书籍
    已见这一时期的简帛书籍,皆出自楚墓。发现最早的,便是上面说到的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出帛书的墓的年代,在战国中晚期之间。
    子弹库这次发现的帛书,过去多以为只有完整的一件,有900 余字,近来才了解至少还有三四件有残片留存(注:李零《楚帛书的再认识》,《中国文化》第10期,又收入《李零自选集》,第227~26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这批帛书都是阴阳数术的作品,墓主可能是这方面的学者,年世约略与楚国著名的数术家唐昧相当。
    最早发现的楚国简书,是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1 号墓前室所出的一篇。可惜这批简出土时已残断了,虽经整理缀合,只能读释出若干语句。书的性质,多年来被认为是儒家著作,近期始确定系《墨子》佚篇,记有“周公”(西周君)和申徒狄的对话(注:李学勤《长台关竹简中的〈墨子〉佚篇》,《徐中舒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值得注意的是,长台关这座墓属战国中期偏早,所以书的著作年代应与墨子相距不远。
    1987年发掘的湖南慈利石板村36号墓(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利县文物保护管理研究所《湖南慈利石板村3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10期。),年代与长台关1号墓相近, 所出竹简字体风格也很类似。简数近千支,初步观察约有书五六种,有的很像《吴越春秋》,有的或系兵书。
    更重要的发现,自然是1993年冬湖北荆门郭店1号墓出土的约800支竹简(注: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这座墓属战国中期偏晚,不迟于公元前300年。 墓主可能曾任“东宫之师”,即楚怀王太子横,后来的顷襄王的老师。竹简主要是道家、儒家著作,道家有《老子》(包括《太一生水》);儒家有八篇,其中《缁衣》、《五行》等可能即《子思子》。此外,还有《语丛》四组,杂抄百家之说(注: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中国哲学》第20辑。)。
    上海博物馆四年前从香港购回1200多支战国竹简,据传也出于荆门一带(注:张立行《1200支竹简回“家”》,《大连日报》1999年7 月19日。)。简的内容有书八十几种,以儒家典籍为主,有些有今传本,如《周易》、《缁衣》、《武王践阼》,更多的是前所未见的佚书。另外如耈老与彭祖问答,则是论养生的方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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