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王国维先生所论，历史上简帛书籍的大发现，像孔壁中经与汲冢竹书，曾对中国学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由此不难想见，近年古代简帛书籍的大量出现，也将对有关学科起明显的影响作用。
    这些年新发现的简帛书籍，性质范围非常广泛，对中国历史文化各个方面的探讨，无疑都会有所促进。我认为，一系列重大发现首先直接涉及的，是古文字学、文献学、学术史这样一些学科。
    发现对古文字学的影响，最为显著易见。
    先谈战国文字研究。战国文字，尤其是六国古文的研究，5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古文字学领域的热点，成果异常突出。不过，战国文字材料十分繁碎，例如玺印、兵器之类，字数甚少，不易由文例推求。简帛文字成章，有的书籍还能与今传本对照，为考释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由于地下保存情况较佳，现在大家看到的战国简帛书籍皆出于楚墓，这就使我们对当时的楚文字得有更多的认识。然而六国虽说“文字异形”，彼此究竟有不少共通之处，楚文字研究可认为六国古文研究的突破口。同时，古文内又蕴含着许多商周以来传袭的写法，为解读更早的文字充当了钥匙。藉助郭店简《缁衣》释出西周金文“祭公”（注：李学勤《释郭店简祭公之顾命》，《文物》1998年第7期。）， 通过同批简《唐虞之道》推定柞伯簋“贤”字（注：陈剑《柞伯簋铭补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9年第1期。），都是例子。
    秦至汉初简帛的文字，为汉字发展由篆变隶，即所谓隶变的过程的实物证据（注：赵平安《隶变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过去有关这一文字演变关键阶段的材料太少，致使学者无法详究，现在的情况便全然不同。
    在文献学方面，简帛书籍的出现，使我们亲眼看到古代书籍的本来面目。有关那时书籍制度的种种疑难，通过实物获得解决。例如自战国至汉初，经子诸书简帛，并不因内容性质而有质地尺寸的等级差异。再如好多书籍，因为抄写不易，材料难得，每每只是摘抄，或以篇章单行，出土的只能是整部书的一部分。若干单篇作品，常被编入不同书籍。诸如此类，对认识古书的形成过程很有价值。
    了解了当时书籍的这些特点，即可避免以后世著作情况套用于古书的一些成见。30年代余嘉锡先生著《古书通例》，所论种种多可于简帛证实，可惜余先生没有亲见实物的机会。
    已发现的简帛书籍，对学术史研究的影响，尤为重大。说古代学术史因之必须重写，是一点没有夸张的。
    比如，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的问世，使《易》学的历史许多地方需重新考虑。双古堆竹简《诗经》的出现，关于《诗》的传流也提出了新的问题。上海博物馆竹简中的《诗论》，包含若干佚诗，更为值得注意。
    马王堆帛书《黄帝书》、《老子》，使人们对所谓黄老之学有了全新的认识。郭店简《老子》、八角廊简《文子》等，也深深影响了道家的研究。
    银雀山简吴、齐二《孙子》与《尉缭子》、《六韬》等等，为兵家研究开辟了新境界。与此有关的，又有张家山简《盖庐》等。简帛中兵阴阳家的作品很多，均系以往未见。
    《汉志》数术家书众多，但久已无存，简帛书籍里这一类书填补了这项缺憾。方技类书对中医药史的探索，极有价值，已引起医学界的普遍重视。
    秦律及其他法律性质书籍，在法律史领域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张家山简汉律的公布，估计会引起同样的作用。秦汉律的比较研究，是以前想不到能够进行的课题。
    当前，由于郭店简在1998年出版，上海博物馆藏简传即发表，竹简中儒学佚籍的研究，正在形成焦点。揭示和探讨这些书籍代表的孔孟之间儒家的传流演变，是学术史研究中的一件大事，吸引着海内外很多学者共同努力。
    可以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各地会有更多更重要的简帛书籍发现。我们更希望，对预计可能埋藏有此种书籍的墓葬，组织主动的有充分技术准备的发掘。已获得的简帛，应予以完善的保护，尽快整理公布，提交学术界研究。这对于下一世纪有关学科的发展，对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阐扬，将有很大的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