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作为抗战前安阳殷墟发掘的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李济对安阳殷墟十五次发掘及其后殷墟发掘资料的研究和出版，可以说是他一生最大的贡献--这些资料把中国的可考历史推前了几百年，确定了殷商文明居于东亚有文字历史之首的地位，为中国古代史奠定了科学的基础。通过对殷墟考古工作的领导，李济等人多年持续地把近代考古学的观念和方法实际运用于中国遗址的研究上，从而使近代考古学有可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扎下根。事实上，近几十年中国考古学界的一些主要活动家和领导人，多数是从殷墟发掘的田野中走出来的。
    李济在《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1950）一文中写道：“科学的田野考古工作……决不是一种业余的工作，可以由玩票式的方式所能办到的。……现代科学家所要求的，只是把田野工作的标准，提高到与实验室工作的标准同等的一种应有的步骤。”他认为，错误的观察或不经心的记录一旦渗入报告，“严重的后果就是谬种流传，无形中构成这学业前进的一大障碍。”因此，他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为建立科学的中国考古学而奋斗。他做了扎实的开拓工作，坚持了严格的科学标准。
    李济参加殷墟工作伊始，就跟同仁们约定：一切出土物全部属于国家财产，考古组同仁自己绝不收藏古物。这条不成文的规约他自己身体力行，至死不渝。不但十五次的殷墟发掘中贯彻了这个规约，而且这已成了中国考古界和博物馆界的一个可贵传统。他的学生夏鼐（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著名的考古学家）后来领导大陆上的考古队时，最早也是向同仁宣布这一条规约的，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它对古文物的保护和实际田野工作的开展起着深远的影响。
    殷墟出土遗物及其科学记录的整理、保管和历次的搬迁，李济始终肩负主要责任（直至1972年底退休之时），除了抗日战争初期仓促转移的一部分零碎器物和人骨、兽骨方面的损失外，绝大部分出土物保存完好。就是这样，李济在50年代以后还深以当年没能保存下一些炭块和炭化物而感到内疚（由于碳素十四测定法的出现）。在他的经管下，史语所的殷墟出土器物没有流失到外国人手中（现在台湾），可以说这是李济等人的一大功劳。
    李济一生著作等身，研究的方面较多，但有一半以上是专门研究安阳殷墟发掘的，这些论著可以分为十个方面：
    1、有关殷墟总论方面：
    《中国文明的开始》（1957年英文版，1980年中译本二版；《安阳发掘与中国古史问题》（1957年）；《安阳》（1977年英文版，1982年日译本初版）；《殷文化的渊源及其演变》（1977年）。
    2、发掘报告：
    《民国十八年秋季发掘殷墟之经过及其重要发现》（1930年）；《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1933年）。
    3、文化层序：
    《小屯地面下情形分析初步》（1929年）；《小屯与仰韶》（1930年）；《小屯地面下的先殷文化层》（1944年）；《由笄形演变所看见的小屯遗址与侯家庄墓葬之时代关系》（1958年）。
    4、人骨：
    《安阳侯家庄商代墓葬人头骨的一些测量特征》（1954年英文版，1985年中译本）。
    5、石器：
    《殷墟有刃石器图说》（1951年）。
    6、陶器：
    《殷墟陶器初论》（1929 年）； 《小屯陶器质料之化学分析》（1952年）；《殷和先殷小屯陶器研究》（1955年英文版）；《小屯第三本·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1956年）；《殷墟白陶发展之程序》（1957年）。
    7、铜器：
    《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1933年）；《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上篇、中篇》（1948年、1949年）；《豫北出土青铜勾兵分类图解》（1950年）；《殷墟出土青铜觚形器之研究下篇》（1964年）；《殷墟出土青铜爵形器之研究下篇》（1966年）；《殷墟出土斝形器之研究下篇（1968年），《斝的形制及其原始》（1968年）；《殷墟出土青铜鼎形器之研究下篇》（1970年）；《殷墟出土伍拾叁件青铜容器之研究下篇》（197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