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其他工艺：
    《研究中国古玉问题的新资料》（1948年）；《跪坐蹲居与箕器》（1953年）；《殷墟出土的工业成绩--三例》（1976年）
    9、美术：
    《殷代装饰艺术的不同背景》（1955年英文版）；《殷商时代的陶器与铜器》（1957年英文版）；《安阳遗址出土之狩猎卜辞、动物遗骸与装饰纹样》（1957 年英文版）； 《安阳出土器物纹样分解数例》（1959年英文版）；《笄形八类及其文饰之演变》（1959年）；《殷周时代装饰艺术研究之一--比较觚形器的花纹所引起的几个问题》（1963年）；《殷周时代青铜技术的第四种风格》（1964年）。
    10、葬俗：
    《俯身葬》（1931年）。
    关于李济其他著作中涉及到殷墟的问题和论述，这里就略去不计了。
    四
    李济是一个成绩卓著的学者，也是一个民族自尊心很强的爱国知识分子。李济在学术研究上愿意寻求国际接触和合作。他认为学术上的国际交往至关重要，主张学术开放，相互交流，这在他考古生涯的长期岁月里有过许多例子。他用英文写的一些著作，也是为了向国际学术界介绍中国的考古成就和交流经验。但他始终维护中国对自己古物的主权，不忘自己是炎黄子孙，应当保护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
    从他早年跟弗利尔艺术馆打交道时开始，到1936年至1937年古物运伦敦展览和1961年至1962年古物运纽约展览，李济一贯坚持维护古物主权的主张。在他的力争下，原拟在美国“长期”展览的古物，只送展一年。
    抗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李济参加当时中国驻日代表团为顾问，以专家身份调查并收回抗战时期被劫走的文物，取得了重要成绩。他最为抱恨的就是--虽经多般努力，珍珠港事件前后在北平协和医院失踪的“北京人”头骨始终没能查到下落！对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事业造成的灾难和损失，李济直到晚年仍是深感遗痛的。
    李济在晚年时，花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教育工作，在他培养的青年一代考古学、人类学工作者中，有一些后来到国外留学后留在外国，他对此心情十分矛盾：一方面他赞成青年人在更好的条件下深造，但同时又为科学界优秀人才的外流而伤感。
    李济在中国考古事业中度过了自己的漫长的一生。尽管在晚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无法亲自看到中国广大土地上考古工作的新的收获和进展，没有看到许多重要的第一手考古新资料，但他是很关心并注意大陆上的考古事业的。50年代初期，当他得知郑州二里岗商代重要遗址的发现时，他“跑了半个世界”想要搜集有关的资料和照片，来印证自己早年的某些推论。从50年代后期的文章直到最后一本大型著作《安阳》，李济都程度不同地引用了大陆考古界有关著作中的材料和论点。他在60年代有几篇文章几乎全是探讨大陆的考古新发现所引起的问题的。
    李济晚年多种疾病缠身，但做学问的雄心不减，年届八十仍坚持每日清晨写作四小时以上，尽可能参加有关的学术会议。他还计划在自己一生的最后再写一本跟他的博士论文同名的书--《中国民族的形成》，回到他将近六十年前立下的志愿上去--重返体质人类学的领域，“寻绎中国人的始源出来”。遗憾的是，这件事最终未能实现。
    李济逝去已经二十周年了。这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古器物学家留下了等身的著作。他在开创现代中国考古事业上筚路蓝缕的功绩是不可没的，他对殷墟发掘和殷商文化研究的贡献，是应当永远记在我们学人的心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