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广泛取材方能避免疏误
    编纂志书，必取材多方，踏勘调查，证之文献，辅以见闻，联贯比勘，对照稽核，方能不疏不误，传信天下后世。《通鉴》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亦足资修志者借镜。
    《通鉴》征引之书达三百余种，其中径自采用而未注书名的尚不在此数。不仅广泛利用了龙图、天章、三馆、秘阁等丰富的国家图书资料，而且还多方搜求或借本誉写散在民间闾巷的私家载籍。如宋敏求家富藏书，多至三万卷，而且都校过三、五遍，人皆以为精密。刘恕亲自绕道亳州借阅，敏求每日具办佳馔为主人礼，刘恕婉谢不受，独自闭门，“昼夜口读手抄，留旬日尽其书而去，目为之翳”（《宋史·刘恕传》）。司马光在洛阳时，读书堂聚书达万余卷，晨夕取阅，虽累数年，仍新若未触手。《通鉴》编成后，书稿在洛阳放满两屋，举凡《崇文总目》史部所录，几乎无不搜采，往往“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纬略》卷十二），可谓博征详考，左右逢源，原原本本，取用不竭。司马光亦自谓：“遍阅旧史，旁及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扶摘幽隐，校计毫厘”（《进资治通鉴表》）。章太炎更盛称：“兼收并蓄，不遗巨细，……所叙条理秩然，皆可以见其功力之深也。”（《史学略说》）《通鉴》记事确凿，无一不有根据，极少疏略或违谬，无疑是与既征引广泛，又辞约事丰分不开的。
    章学诚在《修志十议》中指出：“邑志虽小，体例无所不备，考核不厌精详，折衷务祈尽善，所有应用之书，……俱须加意采访，他若邑绅所撰野乘、私记、文编、稗史、家谱、图牒之类，凡可资搜讨者，亦须出示征收，博观约取，其六曹案牍，律令文稿，有关政教典故，风土利弊者，概令录出副本，一体送官，以凭详慎诠次，庶能巨细无遗，永垂信史。”（《章氏遗书》卷十五）这是将史料的范围尽量扩大，以求搜访时真正做到巨细毕收，在此基础上才能不仅没有遗阙疏讹之虞，而且能进一步博观约取或详慎诠次，编出纲纪天人，究明大道，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良志。刘知几曾批评史馆修史，视听不周，搜访不博；钱大昕认为“史臣载笔，或囿于闻见，采访弗该，或怵于权势，予夺失当，将欲补亡订误，必当博涉群书”（《潜研堂文集·续通志列传总序》）；可谓负面教训之总结。正面经验是鲁一同撰《邳州志》，凡“上下十九代之史，旁及《通典》、《通鉴》、《通考》、山经、地志、官书、吏牍、世家谱牒、金石文字之类，反复研索，证之以旧志、府志、淮安旧志七八家，参以己意，断为一书。其自有明以前，宗诸正史，大都正误者十之三，补缺者十之四，明季以后，史所不详，则以志证志，兼考官牍，旁采舆论，增损匪多，而劬苦倍至”（咸丰《邳州志》后序）。征引既如此广泛，取舍又如此精严，洵其与《通鉴》一样，都是史海志林中成功的范型。
    六、贯串折衷要靠主修裁断
    主修裁断去取，最重要的是个人心识，必须烛然察照，博闻强识，疏通知远，智慧卓绝，才能运斤施雕，权衡予夺，成一家之言，传诸不朽。刘知几说：“直若南史，才如司马，精勤不懈若杨子云，谙识故事若应仲远，兼斯具美，督彼群才，使载言记事，藉为楷模，搦管操觚，归其准的。”（《史通·辩职》）司马光主修《通鉴》恰恰具备了这些品格，不仅发挥了集体编书的优势，而且表现出一家独断之史识，史学史常将地与史迁并列，称前后两司马，的确并非虚誉。
    司马光少好史学，自幼至老，精勤不懈，苏轼称他“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书数皆极其妙”（《司马温公行状》）。欧阳修虽与旧派政见不合，也说他“德性谆正，学术通明”（《欧阳文忠公集》卷十八）。而他自谓“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表现在学术上，即十分踏实认真，周慎细致，又眼光犀利，游刃有余，是才、学、识兼擅的大家。章学诚曾把三位助手的长编说成是比类（记注），司马光最后定稿方为著述（撰作），比类方以智，而著述圆以周，即可看出主修裁断的重要。
    与一般史官主修虚衔领修，多趋兢无学之士不同，司马光学术深醇，识学严谨，既善于领导，使协修诸人有相济之美，又亲自动手，躬劳其役，抓义例，定书法，明步骤，草提纲。最后又狮子搏兔用全力，反复增删笔削，陶铸炉锤，断以心裁，一出己手，使历十九年而集众修成，达二百九十四卷三百多万字的大书，风格统一，脉络井然，体例严谨，文学醇美。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神识哀耗，目前所为，旋踵即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可见这部学术史上不朽名著的成功，正是司马光毕生心血贯注的结果。
    主修裁断对方志编修的重要，历代学者多有论及。因为“苟非折衷以归于一，无以传后而信今”（《钱大昕《潜研堂文集·续通志列传总序》）。瞿宣颖在《志例丛话·方法》中曾举过一个例子，颇能说明问题，不嫌冗长录之：“分修之人虽极一时之选，而无负责者为之主裁，则仍于无绩。嘉庆《宁国府志》未尝不分聘贤硕，如疆域舆地属之洪亮吉，沿革表属之凌廷堪，食货志、武备志属之震泽举人沈沾霖，选举表、营建志属之芜湖举人葛蓥，然观其沿革疆域为表冠于卷端，而舆地志于星野之后继以风俗，遂于郡土之广轮，乡社之区域，无一语及之，此宁非众手修书，无以主裁之过耶？”更严重的是光绪《云南通志》，不仅分纂多“风尘俗吏”，兔园学究，袜线猥材”，甚至“总理（无总纂）不任笔削，拥虚名以束下，分纂各持意见为选述，无所禀承折衷，总理既于分纂之优劣勤惰不甚别白，分纂则益轻总理，于是志在薪水，相率故怠，缓延数月，黠者甚至希旨迎合，徇私纳贿，行恩报怨”（赵藩《续云南备征志》序），秽我志坛，岂能容忍！如此则何有良构佳志，遑论什么信今传后？这是与《通鉴》编修形成强烈对照的负面教训，颇值得今人反省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