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术界对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关注，更多的是着眼于战争角度。其实，这一制度的形成与日本社会传统密切相关，研究者大多忽视了这一点。有的学者虽然也有所提及，但总体看来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注：例如，马振犊先生在《日本军队对被害国妇女实施性暴行及原因探析》（《民国档案》2000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日军的性暴行与日本人的思想观念、性意识及民族历史习惯密切相关。这一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但作者对此并没有展开分析。）本文的目的，即是探讨日军慰安妇制度与日本社会传统之间的关系，以期引起各位方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问题的提出
    二战期间日军建立的慰安妇制度，规模庞大、组织严密，完全是一种政府行为，在人类文明史上写下了最黑暗、最无耻的一页。关于慰安妇制度的建立，一般认为有这样几点原因：即稳定军心、鼓舞士气，维护军纪、防止大规模强奸事件的发生，预防性病流传、保持军队战斗力。（注：参见苏智良《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41、35、36、36-37、35页。）毋庸置疑，这些解释显然都是合理的。但我们认为，仅仅从战争的角度解释这一制度形成的原因，是将问题简单化了。
    日本是迄今惟一为满足军人性需要而建立慰安妇制度的国家，就连其法西斯盟国德国和意大利也都没有这种制度。历史上，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有些国家的确曾经实行过军妓制度，但这与日本大规模强征妇女为性奴隶，性质完全不同。性冲动和性需要是人的本能，性欲长期得不到满足，会给人的情绪和健康带来很大危害，也会直接导致军队战斗力的下降。任何一次大规模的、长期的、残酷的战争，都会对交战国官兵的精神、意志造成极大影响。然而，针对战争中军人普遍存在的性需要，只有日本建立了慰安妇制度，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当然不是。因此，探讨日军这一制度建立的原因，就不能仅仅考虑战争因素，还应当从日本社会内部寻找答案。
    日本作家田村泰次郎（1911-1983年）的小说《雾》，曾经描写过二战日本士兵活着的两大理由：既同敌人战斗，又追逐女人，自己才尝到了活着的滋味。（注：引自赵鑫珊、李毅强《战争与男性荷尔蒙》，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61页。）“同敌人战斗”，是军人的使命所在，无可厚非。而把“追逐女人”作为活着的两大理由之一，足见性生活对于日本士兵的特殊意义，其人生的价值观念也可见一斑。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既同敌人战斗，又追逐女人”，完全是日本社会传统的产物。前者是武士道精神的体现，后者则是日本人生活方式的写照。正是由于日本社会传统中的诸多特殊因素，才造就了日本军人特殊的性观念和性需要。慰安妇制度的建立，则在客观上满足了日本军人的这些需要。离开日本的社会传统，就无法全面、科学地解释这一制度形成的原因。
    日本社会传统与慰安妇制度的建立
    （一）日本人的性观念
    男性性生活的放纵和社会对这一现象的认可与接受，是日本人性观念的重要特征。
    亲身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中国军人郭歧，对日军的强奸暴行曾经百思不得其解地说：“我真不了解日本人为什么都是色情狂！他们见了女人，就像公马、公驴见了异性一样，挺然，挠然，跃跃欲试，不管老幼好丑，群来发泄兽欲”。（注：郭歧：《陷都血泪录》，引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在南京大屠杀中，几乎没有不强奸的日本士兵，个个都是色情狂，这的确让性观念相对保守、含蓄的中国人无法理解。其实，日本士兵的这种表现不是偶然的，恰恰是真实地体现了日本男性随便和放纵的性观念。这种性观念的形成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日本是典型的男权主义国家，男性在社会中处于绝对支配地位，他们养成了随便和放纵的性生活习惯。
    日本长期盛行父家长制和长子继承制。男性特别是长子，无论在家庭还是社会，在政治、经济上都处于绝对支配地位。日本男性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权地位，在各方面都体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明治以后，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不断扩张，军人的社会地位，更是又明显高于其他男性。明治时代日本家长择婿首选多是大学生，而到昭和时代，首选则是军人。
    与此相适应，日本男性在性生活方面也处于支配地位，性生活较为放纵。嫖妓和养情人，作为日本人公认的生活“常识”，成为男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被视为男人能力和荣耀的象征。明治首任内阁总理大臣、曾被男人们视为“惟一的英雄”的伊藤博文，就是当时公认的“色男（色鬼）”。寻花问柳、“以日本最美的姑娘的大腿为枕而眠”，是他“高雅”的乐趣。曾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60多岁时死在了妓女的怀里。二战时被视为日本海军“军魂”的山本五十六，死后骨灰的一部分由其情人保存，足见日本社会对情人的接受与认可。被日本人公认为英雄的大人物尚且如此，其他人“逛妓院就像上厕所”，也就丝毫不足为奇了。
    2.男性生殖崇拜，使男性性生活更具优越感。
    日本男性性生活上的支配地位，不仅源于经济原因，还源于日本社会的男性生殖崇拜观念。生殖崇拜是世界许多民族中常见的社会习俗，日本早就有男性生殖崇拜的传统。特别是明治以后，在日本的路旁道侧，到处供奉着被日本人奉作神明的各种尺寸和造型的阴茎，成为一大景观，连外国人都感到惊讶和不可思议。（注：老唤：《日本人的背影》，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3、56、21页。）日本社会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祭”，其中就有很多体现男性生殖器崇拜的形式。
    尽管生殖器崇拜的习俗在各国并不少见，但像日本这样随处可见、形象化并经常举行隆重仪式作“祭”的，实在少有。日本男人就是靠着这一神话、头顶着“金精明神”（即阴茎的尊称）的光环君临女人，（注：老唤：《日本人的背影》，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3、56、21页。）使他们在两性性生活中扮演了天然主宰者的角色的。韩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专家尹贞玉女士曾指出：“很早以来，男性就以他们生理上的优势支配着女性。但这种观念发展到了极端，就产生了世界战争史上闻所未闻的军队慰安妇。”（注：尹贞玉《关于朝鲜妇女充当“挺身队”（慰安妇）的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4期。）“慰安妇”这一称谓本身，即明显体现着男性对女性占有和主宰的性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