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本女性客观上的支持
    日本女性社会地位极低，她们不仅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而且在客观上支持了慰安妇制度的建立。
    长期以来，日本妇女的社会地位一直很低，男主女仆、男尊女卑的观念根深蒂固，她们的权利、尊严得不到保障。（注：关于日本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可参考李卓《日本妇女社会地位的演变》，载《日本研究》1998年第1期。）二战时期，日本政府鼓吹“举国一致”，号召人人都要为战争作贡献。为此，大批日本妇女志愿加入到慰安妇的行列。当时，男子的爱国是为国捐躯，妇女则是为军人献身。为了天皇的“圣战”，男人献出的是生命，女人献出的则是肉体。女人用自己身体去抚慰流血牺牲的将士，既天经地义又无上光荣。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失去自我的日本女性对慰安妇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纵容和支持的。最早成为慰安妇的，就是日本妇女。其中除一部分妓女外，更多的则是良家妇女。她们大多是抱着效忠天皇的美好愿望而志愿成为慰安妇的，虽然其中不乏被蒙蔽和欺骗的因素。自身地位低下、缺乏独立意识，再加上军国主义思想的毒害，都使得日本妇女成为这一野蛮制度最早的受害者。这不仅是日本女性的耻辱，更是极大的悲哀。那些怀着美好愿望成为慰安妇的日本妇女，既没有意识到自己实际成为了性奴隶，更没有想到在战争发动者的眼里，她们只是“战略物资”而已。（注：1941年10月18日，二战罪魁祸首之一、时任日本首相的东条英机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毫不掩饰地说：“……女人是一种战略物质，并且是对胜利不可缺少的独特营养的战略物质。”（见江浩《昭示：中国慰安妇》，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这其实就是当时日本政府和军部对慰安妇的看法和主张。“不仅仅是中国妇女、朝鲜妇女，即使是日本本国妇女，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眼中，都只能是‘战略物质’”。（注：卞修跃：《慰安妇问题与日本战争罪责》，载《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2期。）
    （四）长期的历史渊源
    慰安妇制度的建立决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的，实际就是日本传统娼妓制度的延伸。
    日本的娼妓业一向很发达。早在11-12世纪的封建时代，当时的大名（即诸侯）割据争雄，跟随武士出征的，除战败一方的将士的妻女外，因战争而流离失所、无以为生的百姓的妻女也沦为娼妓，来慰籍武士们的灵魂，她们大概就是日本历史上最早的慰安妇。到江户时代，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1542-1616年）为了削弱大名的势力，不惜采用“游廓（妓院）政策”，目的是用女色消磨大名、武士的斗志，耗尽他们的财力。明治时代，日本社会的淫风更盛，所谓的“慰安”便从那时起逐渐成为一种常识。（注：老唤：《日本人的背影》，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3、56、21页。）日俄战争期间，近百万日军进入我国东北，就有大批日朝妓女接踵而至，成为随军娼妓。1918-1921年，日本为干涉苏俄革命，再次派兵十余万进驻我国东北，又有大批军妓随行。二战时期日军最早的慰安妇1932年在上海出现，她们就是从日本国内征集来的妓女。因此，正如吴天威先生所指出的，慰安妇制度实际上就是“日本传统娼妓制度之延伸”。（注：吴天威：《日军史无前例的强暴中华妇女》，载《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
    几点认识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慰安妇制度的建立，与日本社会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建立具有历史根源。有学者认为：“日本并没有因吸收中国文化而中国化，也没有因吸收西方文化而西方化，倒是把吸收的文化都日本化了。”（注：武安隆：《文化的抉择与发展--日本吸收外来文化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事实正是如此。“脱亚入欧”和“文明开化”后的日本文化，既不同于深受基督教传统影响的西方文化，也不同于中国、印度等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这就使得日本人的性观念，既没有受到禁欲主义思想的束缚，又摆脱了东方人特有的含蓄与矜持。色情业泛滥、两性不平等和男性生殖崇拜等因素，使日本男性的性生活极为随意和放纵，性生活的缺乏则是他们难以想象和忍受的。这就使得长期在外作战的日本军队所面临的性需要问题，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突出。另外，对性生活的迷信心理，就更使得女人和性生活对日本军人有着特殊的精神作用。这些都是日本军队屡屡发生大规模强奸事件的重要原因。对于日本军队来说，性欲能否得到满足，不仅影响官兵情绪，更直接关系到部队的战斗力。因此，尽量满足官兵的性需要，对于日本军方来说，既十分紧迫又绝对必要。这样，为了稳定军心，保持军队的战斗力，慰安妇制度的建立也就成为必然。而日本社会传统娼妓业的泛滥，则使这一制度的出现显得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第二，为慰安妇制度辩护的观点完全是日本人的逻辑。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建立，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经过无数人证明的、无法抹杀的铁的事实。然而在日本，就像有人极力否认侵略战争的性质和责任一样，至今也有人在积极为慰安妇制度辩护。他们或否认慰安妇制度的存在，或说慰安妇制度是商业行为，慰安妇是志愿的而不是强制的，日本士兵是付了钱的等等。且不说这些狡辩是怎样的歪曲历史和荒唐无耻，单就这些所谓理由的提出，就充分反映出少数日本人灰暗、无耻的心态。
    上述说法既不新鲜也根本不值一驳。1947年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将侵华日军强迫中国妇女作慰安妇列为战争罪并加以惩处。当时，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之一谷寿夫就一再辩称：设立慰安所系向当地长官商量，并征求慰安妇女之同意。对此，检察官陈光虞在军事法庭上公诉时就说过：“（然查）我国妇女及社会风尚，向无以肉体作慰劳之习惯，即本国行军，亦不能使其同意牺牲色相，况为敌军。且就其在南京强索妇女不遂杀人观之，尤足证所谓征其同意为虚饰。”（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92、593页。）谷寿夫早已得到应有的惩罚，可直到今天，竟然还有人死抱着谷寿夫之流的狡辩不放。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朝鲜等国妇女的性观念，而完全是根据日本社会传统经验，按照日本人自己的逻辑，先入为主地想当然。在他们看来，慰安妇就如同日本的娼妓一样，得到钱就会同意与任何人发生性关系。彻底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东中野修道，对日军在南京的强奸事件，不是也说过“跟日本人去或许能发财……女人们都是志愿去的……”吗？（注：东中野修道：《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75页。）
    第三，日本妇女也是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日本慰安妇对此不应再保持沉默。二战时期成为日军慰安妇的，不仅有中国、朝鲜、菲律宾等国家的妇女，也包括大量的日本妇女。与其他国家的妇女一样，日本慰安妇本质上也是任人蹂躏的性奴隶。对此，曾经充做过日军慰安妇的日本女性，应当有着清醒的认识。韩国、中国和菲律宾等国的慰安妇已经坚决地行动起来，向世人揭露慰安妇制度的真相，并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那么，同样是受害者的健在的日本慰安妇，再也没有理由继续保持沉默。由她们起来揭露慰安妇制度的罪恶，会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