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从商王继位制度看，商王之子并无嫡庶之分。商代并不存在只有长子才能继位为王的制度。从上甲至帝辛，商代共36王，这其中最早的上甲至示癸六王的情况，甚至到武丁时期也不得其详，所以他们是否长子继承实不可考。大乙成汤以后，以弟继兄为王者有外丙、仲壬、廪辛等14王。卜辞中屡见“兄”称，如武丁时期有“兄甲”（合集第2781片）、“兄丁”（合集第2891片）等，祖庚、祖甲时期有“兄己”（合集第23472片）、“兄壬”（合集第23520片）等，武乙文丁时期有“兄丁（合集32732片）。这个情况表明商王武丁、祖庚等也有可能不是长子。可以说，有殷一代继王位者，弟为多数，兄为少数。弟之继位有两种情况，一是继父之位，一是继兄之位。所以我们不应当笼统地说商王继统主要是子继，而应当考虑到子继里面有长子之继抑或是次子之继的区别。不应当将父死子继与长子继承制等同起来。此外，关于商代的兄终弟及，王国维还敏锐地注意到，“商人祀其王，兄弟同礼，即先王兄弟之未立者，其礼亦同。是未尝有嫡庶之别也。”（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因此，合乎逻辑的解释只能是以区别嫡庶为关键的宗法制在商代并不存在。
    第四，从殷人祭祖的情况看，晚商时代的前期和中期对于远祖比近祖有更多的重视，就是到了后期，尽管对于父、祖辈的先王恭敬有加，但也还是厚今而不薄古。卜辞表明，殷人尽量扩大所祭先祖先王的范围，为避免遗漏还采取分组祭祀与“周祭”的特殊办法祭祖。这与周人在宗法制下对于祖庙、弥庙特别重视情况大异其趣。在宗法制度下，“有五世而迁之宗”（《礼记·丧服小记》），并且在服丧的时候，即使同宗族的人，也有亲疏远近之别，“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礼记·大传》）。商周两代祭祖的观念取向是不同的，商代力图通过祭祖将尽量多的子姓族人网罗到商王周围，而周代则通过祭祖除了加强族人相互联系之外，还要由此而区别亲疏远近的不同关系。商代的这种取向根本不可能是宗法制的产物。
    商代之所以没有宗法制度，并不是因为商代没有出现周公那样的政治家，而是社会结构使然。以商王朝为核心的方国部落联盟，并不需要触动氏族内部关系，只需方国部落首领表示对于商王朝的服从，这些首领是否与商王同姓则没有多大关系。在商王朝晚末时期，似乎出现了宗法制的萌芽，《史记·殷本纪》载：“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帝乙之妻是否有嫡妾之别，在卜辞中尚找不到证明。如果没有嫡妾之别，则帝辛亦为以少子而继位的一例。
    三、周公之前周族也无宗法
    《诗经·公刘》有“食之饮之，君之宗之”的诗句，论者或以为是公刘时期已行宗法之证。其实前人释此句的“宗”字之义十分明确，认为此“宗”，即尊之义，朱熹注谓“族人尊之以为主”（《诗集传》，卷十七），得其正解。这里的“宗之”并非公刘建立宗族、设立宗法，而是指公刘被族人共尊为本族的首领。周文王对于传统制度并没有做什么变革，也并没有实行宗法。请看下面两条材料：
    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如荆蛮，文身继发，以让季历，古公卒，季历立，是为公季。（《史记·周本纪》）
    这条材料说明古公亶父看上了昌，所以立昌之父季历为继承人。而季历为古公的第三子。（注：关于季历，《史记·周本纪》称其为“公季”，《诗经·皇矣》则称其为“王季”。盖其先称“公”，后来又改称“王”。古本《竹书纪年》载“文丁杀季历”，盖季历之称王为殷所不容之故。）以第三子的身份而继位，两个哥哥则主动谦让于他，为了避让季历甚至不惜逃到荆蛮地区另谋出路。季历跟他们的关系也很好，《诗经·皇矣》还称赞此事，谓“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从这些事实可以推测，当时周族尚无宗法，所以季历继位顺理成章，毫无障碍。再看另一条材料：
    仲子舍其孙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闻也。”趋而就子服伯子于门右，曰：“仲子舍其孙，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犹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孙遁而是立衍也。夫仲子亦犹行古之道也。”子游问诸孔子，孔子曰：“否！立孙。”（《礼记·檀弓》上）
    这里的“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清儒谓当作“文王舍伯邑考之子而立武王”，此说甚是。伯邑考为文王长子，若行宗法，则伯邑考当立，即令伯邑考早死，也应当立伯邑考之子，以行嫡长继统之制，但是文王却立次子发（即周武王）为继承人。可证武王继立时尚无宗法可言。
    武王之时亦未行宗法，这从武王病笃时力图使周公继位之事就看得十分明白。据《逸周书·商誓》载，周武王考虑天下大事的时候，力图“〔欲旦〕传于后”，潘振云：“‘传于后’者，传于武王之后，兄终而弟及也。”（注：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卷五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周武王曾劝说周公答应他的要求。他劝告周公旦即位，乃是病笃时事，归逝前的托付，其意自当更加坚定笃厚。周武王谓周公若不继位，就会影响周王朝的大业，也就有辱于列祖。可见在周武王看来，周公以庶子身份继位乃是列祖列宗的意愿。并且，周武王曾将此事进行龟卜，神意也是同意的。周武王坚持“兄弟相后”，与殷代的兄终弟及并没什么区别，而周公听到武王之语时，只是恐惧“泣涕”，并没有讲出一派应当立嫡之类的话语。这些都可以推测，武王时期尚无宗法之制。
    宗法制的核心内容是嫡长子继承制，由此才可以引出宗法制下面的大、小宗的区别，以及宗法的基本原则。在周公之前，周王室不以嫡长子继位为必行的原则，古公亶父以后的几代人都是庶子继统，谓周公之前周族无宗法，当非孟浪无据之言。在周公之前周人不行宗法，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周人尚恪守殷礼，其继统法合乎殷制，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谓“自殷制言之皆正也”，也是一语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