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史学方法研究的热潮。
    文革以前，史学方法研究单调而薄弱。80年代，我国史学界出版了“方法热”，确为解放以来史学研究的一大新气象。针对相当长时期以来忽视史料工作的倾向，尤其是文革时期影射史学对史实的任意曲解甚至伪造，80年代初，史料的搜集、鉴别、考据方法为胡守为、荣孟源、赵光贤、白寿彝、来新夏等史学家格外重视。在史料搜集整理基础上的研究方法，除70年代末到80年代对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关系以及史论关系处理方法的继续探讨外，黎澍等阐述了从历史事实出发的唯物方法，刘大年等阐发了阶级分析方法。丁伟志等探讨了逆向考察法。蒋大椿系统发掘和探索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历史研究方法。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许多新方法的引进和探讨。一是系统方法。金观涛、刘青峰首先将控制论、系统论方法引进历史学领域，并运用这种方法提出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后来，钱学森等许多学者都论述过历史学中的系统方法。1985年在上海和1986年在安徽举行的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曾集中探讨过系统方法与历史研究的关系。当时多数学者对在史学中尝试性地运用系统方法持肯定态度。这种方法的基本要点是要求从系统整体出发，研究系统整体与部分、各子系统之间以及系统整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强调用综合-分析-综合的方法研究历史事物系统。许多学者指出应当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系统方法，并且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关系。金观涛则从怀疑以至用系统方法排斥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他的研究倾向受到不少学者的批评。刘大年、刘修明则主张对引进系统方法持慎重态度。二是历史计量方法。霍俊江、续建宜等学者阐述了计量方法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适用范围、内容、运用程序等问题，也有的学者指出历史计量方法的局限性以及应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历史计量方法。霍俊江、王小宽出版了有关历史计量方法的专著、译著。在适当的历史领域运用计量方法对于提高历史学的科学性是必要的。历史计量方法已被开始运用于我国的人口史、经济史等领域，但成果不多，这大约同多数史学家掌握计量方法有一定难度以及数学家尚未进入史学领域相关联。三是各门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相交叉而产生的多种跨学科方法的出现。彭卫、周义保、邹兆辰等探讨了心理史学方法对于历史学的意义、适用范围及应有注意的问题。罗凤礼介绍了欧美心理史学方法并作了评述。彭卫出版了心理史学及其方法的专著。魏承思探讨了历史社会学方法。此外还有学者介绍、探讨了历史地理学方法、历史人类学方法以及模糊方法、模型方法等。四是历史比较方法。历史比较方法并不是一种新的史学方法，但在新时期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范达人、孟庆顺等许多学者论述了历史比较方法的理论根据、涵义、类型、运用程序、条件要求、功能、作用及其局限性。庞卓恒、范达人等出版了历史比较方法专著。历史比较方法同历史研究实际结合较紧密，出现了数量相当多的中西历史比较论作。五是假说方法。荣孟源认为在考据学中不能运用假说方法。茅家琦、李桂海等学者则探讨了历史学中假说方法如何运用及其作用。对胡适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也重新作了探讨。六是口述史学方法，近现代史、党史中相当普遍地运用了口述史学方法，杨立文等对此作了颇有影响的探讨。这一时期史学方法研究的特点一个是新。介绍和探讨的新方法各种各样，令人耳目常新。一个是史学方法的多样化。再一个是除传统方法和历史比较方法较紧密地结合实际历史研究外，一些新方法的研究尚在起始阶段，多停留于理论的论证上，有些论证也还比较粗浅，成功地运用于史学实践取得成功者甚少。史学方法论的研究也已开始提上日程。陈光前、霍俊江、董进泉、陈家声、肖剑、赵轶峰、程洪等都曾撰文探讨了史学方法论建设的体系及其有关问题。从这一时期史学方法和方法论研究中可以看出，对于我国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建设大体存在下几种基本倾向：一是个别学者仍坚持阶级分析方法是历史科学唯一的基本方法；二是个别学者打算以系统方法为中介建设包括史学在内的统一的科学方法体系；三是一些学者建议历史学应尽量摆脱自然科学影响，从人文学角度建设自己的史学方法体系；四是一些学者建议应建立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为指导的，由多角度、多层次、相互联系并互为补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体系。
    3.关于历史学的性质。
    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以来，认为由于唯物史观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历史研究变成为科学。解放以来，历史学是一门科学是关于历史学性质的支配见解。90年代以来，逐渐有些学者提出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也有学者提历史学是科学和人文学的统一。何兆武在1996年发表的《历史学的若干反思》（注：《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一文中，对历史学的性质作了系统阐发。 何文将历史学分成两个层次：历史学Ⅰ是对史实或史料的认定，这部分研究工作是纯科学的。历史学Ⅱ是对历史学Ⅰ的理解或诠释。这项工作又分两个方面，一是确认史料之后的解释。这个理解工作仅有科学态度和方法是不够的，还要有一种人文价值理想贯彻始终，这是“是历史学精神的核心”。再则史家还应进行人性学的研究，而这种探讨除一部分和心理科学重叠，“大部分却是独立于科学之外的”。由于每个个人、学派、时代的知识凭藉和思想方式不同，构造出来的历史画卷必然不同。历史学家工作的完成，就在于把它构成的历史画卷传达给别人，“这里的这个‘传达’工作严格说来，乃是一种艺术表现，因此也就并没有‘如实’。”何文发表后，在史学界已经引起关注。有的学者表示赞同，庞卓恒则对何兆武主张的历史学的生命或主体部分只能是“人文的”而不能是科学的论点提出质疑。历史学的性质是史学知识论的基本问题之一，关系到历史学建设的基本方向，建议关心这个问题的学者能对这个问题展开更加深入的讨论，这对于当代史学理论发展，以至整个历史学发展将是极为有益的。
    4.关于历史编纂学理论
    解放以后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历史编纂理论研究极为薄弱，新时期则对此作了有益的探索。江明、陈光前等撰文论述了历史编撰的理论与方法，内容涉及史学论著的体系、结构、体裁、语言运用等。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对我国古代历史编撰理论和方法作了系统总结。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集中探讨了历史编撰的理论和方法。其它多种史学理论著作也都论及史著编纂的理论和方法。罗尔纲在撰写太平天国史和白寿彝主持编写大型中国通史时，对建设新综合体作出了极为有益的探索。尤其是白寿彝在总结和继承我国古代史书编撰体裁优点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而创造的通史新体例，其主体部分包括序说、综述、别录、人物传记四个组成部分，其所涵盖的历史知识的广度和深度远超出了以往章节体通史著作，又比较恰当地处理了通史编撰中点和面的关系，加强了历史主体研究，改变了以往通史著作只见事物不见人物的通病。当是新时期在历史编撰理论和实践研究中的一大创获。新时期历史编撰理论获得了重要成果，但对此包括新综合体作进一步探讨，仍旧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