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学理论史研究的展开和逐步深入
    “文革”以前，除少量史学史论著对司马迁、刘知几、司马光、章学诚等的历史和史学观点有所涉及外，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研究，基本上没有开展。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完全没有研究。外国史学理论除马恩和前苏联外，更无人问津。改革开放以来，80年代史学理论研究出现了许多热点，但对中外史学理论史的研究已经初步展开。90年代，史学理论没有形成热点，但并没有停滞，其特点便在于对史学理论史的研究更为全面深入。
    首先，对外国史学理论发展的介绍和研究，是新时期史学理论史研究最引人注目的现象。除了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发展理论和史学方法续有研究外，对意大利的维科、克罗齐，英国的培根、柏克、贝克尔、爱德华·卡尔、汤普逊、德国的康德、韦伯、雅斯贝尔斯、于尔根·科卡，西班牙的奥特迦，奥地利的弗罗伊德，法国年鉴派及其各代表人物的历史观、历史发展理论和史学理论都有专文研究。有些论文还分国、分派别地介绍和探讨了历史主义在西方的最新发展、西方新心智史学、美国当代史学、德国心态史学、前苏联史学理论、以托波尔斯基为代表的波兰史学方法论、中世纪阿拉伯史学以至墨西哥史学理论的发展。《当代外国史学理论丛书》、《外国史学理论名著译丛》等的推出，以及多种外国历史哲学、史学理论文选的出版，还有一些外国史学史著作也对国外史学理论分国分派地作过介绍。这一切大大增加了中国史家对国外史学理论研究的较系统的了解。张文杰较早地探讨了西方批判的历史哲学对主体的强调，何兆武更加全面地分析了西方历史哲学从思辨到分析批判的转换过程，陈启能对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发展演变的分析，于沛对前苏联史学理论发展及其特点的揭示，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等一批外国史学理论研究性专著的出版，标志着我国史学界对国外史学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
    其次，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研究的全面展开。有些西方学者承认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资料丰富，但认为中国古代缺少史学思想和理论。我们的不少史家是凭着一股正气来发掘和研究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和理论的，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收获。除人们熟知的司马迁和《史记》、刘知几和《史通》、章学诚和《文史通义》外，对孔孟、韩非、欧阳修、程颐、程灏、邵雍、司马光、郑樵、朱嘉、吕祖谦、王应麟、黄震、胡三省、马端临、阎若璩、张岱等史学家、思想家的史学思想、理论和方法，都有专文作个案研究。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念》对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和历史编撰理论的系统总结，前已述及。他在有关史学遗产的系列文章中也探讨了中国古代史家的历史观点和编纂理论。瞿林东概要地论述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的大势，并具体揭示了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的内涵及其与建设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吴怀祺出版了《中国史学思想发展史》，发掘和揭示了中国古代史学的通变思想、历史借鉴思想、经世致用思想以及历史编纂学的二重性主张等基本特征。对于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宝藏的更深入的发掘和更系统地研究，必将极大地有益于我国当代史学理论的建设。
    最后，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初步发掘，便已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除了对李大钊、李达、瞿秋白、毛泽东、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华岗、邓拓等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贡献，有若干专著和许多论文作了专门研究外，还有许多专著和论文对龚自珍、魏源、王韬、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陈介石、夏曾佑、胡适、顾颉刚、陈寅恪、何炳松、陈垣、钱穆、傅斯年、常乃德、杨鸿烈、雷海宗等学者的历史观、史学思想和理论主张，作了深浅不同的发掘和研究。除了研究人物的史学思想外，还有许多论著和有些近代史学著作，详略不等地探讨了近代的进化史观、梁启超新史学派、国粹主义史学、何炳松译介和发挥的新史学、疑古派史学、实证派史学、实用主义史学、民生史观、生机史观、生物史观、复古主义派、战国策派的文化形态史观，当然还有唯物史观的历史观及在史学领域的理论主张。陈其泰《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概述了近代史观、史学思想和方法发展的基本趋势，胡逢祥、张文建的专著探讨了1840到1919年的史学流派及其思潮，桂遵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发掘了近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及其贡献。人们看到，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发展的轮廓正在逐渐被揭示出来。这个领域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更会较直接地有益于当代的史学理论建设。
    史学理论史的研究，正在为史学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而且人们从史学理论之史的研究中，将会进一步发现越来越多的史学理论问题。这些问题同建设当代史学理论究竟是什么关系？结合当代认识条件，应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发展当代史学理论？这些问题同建设当代史学理论自身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对马克思历史观更深入的认识相汇聚，必将会催发出史学理论研究的又一轮热潮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