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初兴起的西方新史学是相对于19世纪以兰克（L.Ranke，1795-1886）史学为代表的传统史学而言的。传统史学包括客观主义史学及其后的实证主义史学，它统治西方史坛近一个世纪，其影响可谓根深蒂固。整个20世纪上半叶是新旧史学斗争、抗衡、交替的时期。也就是说，新史学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代替旧史学的地位。二战后，新史学获得了迅猛发展，逐步取代旧史学。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变一般被认为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G.Barraclough，1908-1984）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说：“大约从1955年起，历史学进入了一个迅速转变和反思的时期。”[1]（P147）战后西方史学的变化是一次根本的转变。
    我国学者陈启能先生认为：所谓“新史学”并不是一个流派，它是不同于传统史学的一种史学趋势、一种研究和写作历史的方式、一种史学范型。[2]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传统史学主张史料即史学，写史必须客观、公正，认为只有到历史档案和历史文献中挖掘史料才是真实、可靠的。对此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先生曾作出过公允的评价：“朗克（兰克）主张写历史必须如实、客观，而终不能免于有所不如实、不客观；主张超然于宗教及政治，而终不能免于有所不超然；主张不涉哲学和理论，而又自有其哲学与理论。”[3]
    新史学范型与传统史学范型在以下几方面都有着明显的不同。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传统史学反对在历史认识过程中认识主体（历史学家）的介入，强调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公正性，而新史学突出了历史学家作为认识主体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反对将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割裂开来；从研究对象和范围看，传统史学注重“自上而下看历史”，即只关注“精英人物”与政治史，而新史学强调要把历史研究扩大到人类文明发展的全过程，扩大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研究方法看，传统史学运用归纳、分析、比较等实证主义方法，而新史学借鉴并吸收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如计量法、电子计算机的运用、心理法、口述法等；从写作技巧看，传统史学主要是叙述，而新史学更注重分析、解释；从史学观念看，传统史学强调自身的自主性，忽视与其他学科的结合，而新史学主张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提倡跨学科研究。正是基于以上不同，新史学范型被称作“哥白尼式的革命”。
    二
    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在经历了19世纪的充分发展后，到20世纪初已达到鼎盛时期。然而正是在兰克史学发源地的德国，最先举起了反对兰克史学的大旗。1900年，兰普雷希特（K.Lamprecht，1856-1915）发表《文化史的方法论》，倡导历史研究不应只局限于政治史的领域，而应扩大到经济、文化、社会、民族等诸多方面；主张采用新方法来研究历史，打破传统史学局限于只讲述“事件是如何发生的”，而应弄清“事件是为何发生的”。兰普雷希特还从其他方面与兰克学派展开了一场大争论，他的主张在当时虽然没有获得广泛的支持，但他力图建立独树一帜的“新型文化史学派”的思想却拉开了新史学的序幕。
    美国历史学家鲁滨逊（J.Robinson，1863-1936）虽然在德国接受传统史学教育，但是欧洲史学界日益兴起的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也深深地影响了他，回国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期间鲁滨逊向传统史学发起了挑战。1912年他发表代表作《新史学》，宣称历史学也“需要一个革命”。他认为历史学是一个无所不包的门类，“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与感情”，全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都可包括在内。他特别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实用价值，主张普及历史知识，广泛开展历史教育，并提出建立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密切联系，开展跨学科研究。这样，以鲁滨逊和哥伦比亚大学为中心，逐渐形成了美国的“新史学派”，对20世纪的西方史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西方新史学崛起与发展的代表当首推法国的年鉴学派。年鉴学派的发展历程通常被分为三个阶段，即创建阶段（1929-1945年）、发展阶段（1945-1968年）和转型阶段（1968年至今）。[4]（P272）年鉴学派得名于费弗尔（L.Febver，1878-1956）和布洛克（M.Bloch，1886-1944）于1929年创办的跨学科的史学杂志《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打破各学科之间的“壁垒”，进行跨学科研究，在继承传统和立意创新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历史是该杂志的办刊宗旨。年鉴派第一代领袖开创的总体史观念被第二代领军人物布罗代尔（F.Braudel，1902-1985）所继承和发扬。其宏篇巨作《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及《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充分体现了年鉴学派的总体史理论和他所提出的著名的三个时段的理论，即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根据这三个历史时段，布罗代尔又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事件时间”。在布罗代尔看来，只有在长时段（“地理时间”）和中时段（“社会时间”）中才能看清历史现实的深层变化。布罗代尔的治史思想为其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但是他所推崇的总体史观念，由于本身存在着无法回避的弊端，因此受到了来自学派内外的批评。到1968年布罗代尔辞去《年鉴》杂志主编以后，年鉴学派进入了转型期。年鉴派第三代和第四代史学家已开始关注精神、心态和文化史的研究。对此，年鉴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勒高夫指出：“我们的学派性越来越弱，我们是一个群体，有着共同的观念基础，我们又是一个运动，我希望它继续存在和发展”[47]（P309）年鉴学派不仅成为当代法国史学的主流，而且已越出国门，走向世界，俨然是当代国际史学界最有影响的史学流派，年鉴学派倡导的新史学方法对20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了西方资产阶级新史学外，对战后世界史学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马克思主义史学。以汤普森（E.P.Thompson，1924-1993）和霍布斯鲍姆（E.J.Hobsbaum，1917-）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或称新社会史学派）在当代西方成为与法国年鉴学派、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并立的三大史学流派之一，对国际史坛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指出：“到1955年，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中，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聪明睿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及其挑战。”[1]（P42）的确，在很多方面，比如总体研究、跨学科研究、长时段考察、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自下而上看历史等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都与新史学有很多相似之处。年鉴派第二代领袖布罗代尔就坦言其长时段理论是受马克思的直接影响。甚至有人认为，“事实上，法国当代史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个开放的潮流，它与各种史学潮流保持着对话与合作，因而在总体上，我们可将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看作新史学的一部分。”[5]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新的变化：研究方法趋向多元化，主张跨学科研究；研究领域不断扩大，不再局限于革命斗争史和工人运动史，而是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新社会史的研究，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心态史的研究等。应强调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并非完全相同。这里引用著名史学家张芝联的话来说明二者之间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西方国家只是一个学派，因为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并不是指导的、居于领导地位的、官方的意识形态，而只是一种研究方法，不是作为世界观来考虑的，它不是直接地和政治联系起来的。我们国家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含义，和譬如说法国人在法国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一样的。”
    在战后西方新史学发展与壮大的过程中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战后社会科学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学的进步，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方法论革命更促进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紧密结合，形成了社会科学和历史学一体化发展的趋势。历史学在借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模式来进行综合研究的过程中构建了跨学科史学，从而形成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它包括新经济史学派、新政治史学派和新社会史学派等几大分支，对人口、家庭、妇女、城市、少数民族等都进行广泛的研究。社会科学史学由于采用计量方法及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因此改变了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落后，扩大了史学研究的领域和范围，推动了史学的精确化和科学化。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社会科学史学由于盲目借鉴社会科学的成果，从而失去了历史学本身的独立性和趣味性，导致了历史学的危机。这是当前摆在社会科学史学家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