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同属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列，代表了两大古老文明。这两大古老文明的接触始于古代犹太人流散进入中国之时。自那时起，中国成了一度失去祖国的犹太人可以安居乐业的国家。在中华大地上，中国人和犹太人在上千年的交往中友好相处，互相帮助，谱写了中犹友谊的历史篇章。
    开封社团同化之谜
    在犹太民族大离散的历史上，像开封犹太社团这样在没有任何外界压力的情况下自然同化于客居地文化和社会之中的情况是不多见的。
    学术界普遍认为，大批犹太人最早是在唐代（约公元8世纪前后）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这种看法已从考古发现中获得了比较充分的证明。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犹太人早在汉朝，甚至在周朝就已来到中国，但目前没有确凿的考古发现予以佐证。犹太人来到中国后散居在许多城市和地区，如西安、洛阳、敦煌、开封、广州、杭州、宁波、北京、泉州、扬州、宁夏、南京等地均有犹太人定居过的记录或迹象。不过，直到宋朝，在开封才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犹太社团。关于该社团的记录是最为全面和充分的，正因为此，在涉及犹太人在古代中国这一课题时，人们一般选择开封犹太社团作为一个典型。
    历经十多个世纪的岁月沧桑，开封犹太社团最终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在犹太民族大离散的历史上，像开封犹太社团这样在没有任何外界压力的情况下自然同化于客居地文化和社会之中的情况是不多见的。因此，开封犹太社团的兴衰，特别是其同化的原因引起了学术界的浓厚兴趣，几百年来引出了无数的争论。我以为，若将开封犹太社团与同一时期作为犹太人活动中心的欧洲犹太社团作一比较研究，我们便可看出，导致开封犹太社团同化的具体原因虽然很多（与外族通婚，参加科举，改用汉文姓名，习用汉语等等），但其本质性原因实在只有两条：一是开封犹太人始终与客居地的其它民族和宗教集团享有平等的权利；二是开封犹太社团在其存在的最后200年里处于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状态。
    中国历代王朝都在异族人不干预中国内部政治的前提下倡导“中外一体”，对异族采取以和为贵，兼容并蓄的政策。因而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不乏民族纷争，但各民族之间的共处融合一直是民族关系中的主流。汉族吸收了少数民族的许多特征，而少数民族也吸收了汉族的许多特征，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犹太人一来到中国，中国的统治者就对他们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以后历朝统治者也都遵循这一政策。具体而言就是：你只要经营有方，生财有道，同样可以成为巨商豪富；你只要刻苦攻读孔孟之书，循科举之路，同样可以当官掌权；你只要取得成绩，建立功业，同样可以获得各级官员乃至皇帝的奖励和恩赐。而欧洲的情况则正好相反，犹太人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都受到歧视，处于一种不平等的状况。“同化”，就是指不相同的事物逐渐变得相近或相同。欧洲犹太人在客居地始终难以取得与主体民族和宗教同等的地位，因而自然难以与客居地主流社会和文化趋于相同。相反，开封犹太人则一直享有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所有成员均享有的相同的待遇，因而自然而然走上相同的发展之路也就不奇怪了。
    17世纪后，清王朝逐渐走上闭关锁国之路，这就使开封犹太人在其存在的最后阶段处于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状态。如开封的最后一位犹太拉比去世后，就无法再找到新的拉比；开封的犹太会堂被洪水冲垮后，后辈们竟不知如何修建新会堂；由于与其它地方的犹太人没有联系，开封犹太人逐渐放弃族内通婚的传统，开始与汉、回等族通婚。实际上，开封犹太社团在最后的几百年里对外部犹太世界的情况一无所知，其民族意识和宗教传统日渐淡薄，整个社团的犹太特征逐渐消失，以至完全脱离了犹太文明发展的主流，因而其逐渐融入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潮流之中，最终同化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也就是必然的了。
    离乱下的“上海模式”
    60多年前，当纳粹疯狂迫害屠杀犹太人之时，不少国家都对急需救助的犹太难民关上了大门，而上海成了全球唯一向犹太人敞开大门的城市。
    1840年后，就在黄河岸边的开封犹太人最终被同化之时，新的犹太移民又来到了中国。此后一个世纪里来华的犹太人形成一股持续不断的潮流。到1940年前后，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在中国境内的犹太人约有4-5万。
    到20世纪三十年代末，上海犹太社团已成为中国境内各犹太社团和聚居地中最大、最活跃且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这不仅因为它由塞法迪犹太人、俄国犹太人和欧洲犹太难民三部分组成，而且还因为它开展了广泛而十分成功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而且与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团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当时在上海的犹太人总数超过三万，形成了远东地区最大的犹太社团。人丁兴旺的社团有着自己的办事处、会堂、学校、医院、俱乐部、公墓、商会、50多种刊物、活跃的政治团体（从空想社会主义到锡安主义修正派）和一支小小的部队--上海万国商团犹太分队--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一支合法的犹太部队。
    因此，通过对上海犹太社团的典型剖析，我们可以找到近代以来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诸多共性因素。如：善于经商办实业，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在没有反犹主义的宽松氛围中开展活跃的政治活动；具有很高的文化素质，积极办报出刊，热心文化教育事业；与中国老百姓，中国行政当局和中国民族民主力量均能维系友好关系；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和犹太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些特色也就构成了我们现在所谈论的犹太民族离散史上的“上海模式”。
    “上海模式”成为一个热点，还因为上海救助了数万犹太难民。60多年前，当纳粹疯狂迫害屠杀犹太人之时，不少国家都对急需救助的犹太难民关上了大门，而上海因种种复杂原因成了全球唯一向犹太人敞开大门的城市。从1933年到1941年，上海先后接纳了3万多名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除数千人经上海去了第三国外，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发生时，仍有大约2.5万犹太难民在上海栖身。上海一个城市所接纳的犹太难民比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印度所接纳的犹太难民的总和还要多。
    纳粹不仅在欧洲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也威胁着上海犹太人的生存。1942年7月，纳粹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梅辛格上校来到上海，向日本占领当局提出了屠杀犹太人的“上海最后解决方案”，要求日本占领当局抓捕在上海的所有犹太人，并建立三个集中营关押屠杀他们。虽然这个方案因德日之间的分歧而未能付诸实施，但日本占领当局于1943年2月在虹口建立了“无国籍难民隔离居住区”，强令所有欧洲犹太难民迁入该区。纳粹德国的不断施压以及日本对犹政策的反复无常，使上海的犹太难民在整整四年中都处于前途未卜、有时相当危险的境地。所幸的是，最终几乎所有的上海犹太人，包括中欧犹太难民，塞法迪犹太人和俄国犹太人都熬过大战而幸存了下来，靠的是团结互助和世界各地犹太人以及中国人民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