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皇国日本”、“军国日本”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对外侵略扩张国策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冷战的爆发和美国构筑东亚反共堡垒的需要，对日本战争责任的追究半途而废，一大批负有战争责任的政客、官僚、财阀要员重新钻进政坛，旧皇国史观和军国史观的货色随之死灰复燃，并随着时局和日本国内因素的变换时而泛滥，时而猖獗，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日本社会和平民主的发展，也影响了日本同亚洲诸国的关系。
    一、旧金山条约后皇国史观的复苏
    1951年9月，美国单方面同日本签订了旧金山条约，对日本实行彻底的松绑。旧金山条约生效后，一股复古的思潮就开始悄然涌动。
    1.释放战犯，重新启用负有战争责任的政治家、官僚以及旧军人、司法、警察等人员
    旧金山条约生效后不久，日本国会就公开讨论释放战犯的议题。1952年6月9日，参议院正式把释放战犯问题提上议程。12月9日，众议院也做出“关于BC级战犯”的决议，决定要采取“迅速而适当的措施”解决BC级战犯的在押问题。有议员在演说中称：“当今人类世界上最残暴的行为是对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与此相比，以不算问题的理由处分战犯，绝不能使国民诚服。”[1]（PP83-84）这样，从1955年开始，日本政府以患病年迈为由着手释放战犯。到1958年4月，除在狱中死亡的小矶国造等3人外，其余在押的战犯全部释放，他们中有荒木贞夫、梅津美治郎等13名被判无期徒刑的战犯。这些人连同此前被美国占领当局（以下简称GHQ）释放的岸信介、笹川良一等几十名A级战犯，获释后大多加入保守政党的行列，摇身一变又成为日本政界或其他各界的显赫人物。
    除战犯外，因为战争责任被GHQ明令开除公职的原日本政界人物、旧军人、司法、警察人员也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如鸠山一郎、河野一郎等人，还有95名原代议士（即议员）恢复了公职，占议员总数的20%，另有329人在恢复公职后参加了议员竞选，结果有139人当选，占议员总数的30%。[2]（P64）换句话说，不包括未被开除公职的议员，在战后初期的国会议员中，至少有50%以上的人员曾是旧政权的卫道士。此外，一大批恢复公职的旧军官、警官、司法人员等也分别进入自卫队、警察或司法机关重操旧业。
    2.“内向型”追悼会及参拜靖国神社
    1952年5月2日，日本政府在东京新宿御苑召开战后首次“全国战没者追悼会”，首相吉田茂在追悼会上致辞说：“今天，我们举行支那事变以来全国战没者追悼会……无庸置疑，因为战争而殉国的诸位，是以身奠定了和平的基础，使我们能够展望民主日本的成长和发展，值此追悼会之际，我的心驰向那些战没者，谨此祈祷其冥福。”[3]（P160）吉田茂这段短短的致辞为后来的各界政府定了“调子”：一是他们所悼念的战没者是日本军人，不是亚洲各国的牺牲者；二是称颂战没者“奠定了和平基础”、“为国殉难”；三是不承认日本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始于1931年。
    旧皇国史观沉渣泛起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日本内阁成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美国占领期间，曾颁布了“神道指令”，明令日本政府（国家）必须同靖国神社断绝“特殊关系”，“所有的宗教、信仰、信条在同一机会下接受保护，严格置于同样法律的基础上”[4]（P119）。但是，东久迩组阁的当年（1945年）就参拜了靖国神社。接任的币原喜重郎在任期间参拜了2次。吉田茂在任期间参拜了5次。与此同时，昭和天皇也不甘“寂寞”，从战后到1976年先后8次迈进靖国神社。[3]（P228）
    3.军人恩给制度的复活
    军人恩给制度是日本当局为了给侵略战争的炮灰鼓劲打气而设立的一种制度。战后，该制度被GHQ废除。然而，就在旧金山条约刚刚签字后的1951年10月，日本政府就正式将恢复军人恩给制度提到了日程。1952年3月，国会通过了“战没者遗族及战伤者援护法”。这以后，日本政府又相继恢复和出台了“军人恩给法”、“未归还者留守家族等援护法”、“关于旧军人等遗族恩给特例的法律”、“归还者给付金支付法”等。（注：“未归还者”包括在国外服刑的战犯、西伯利亚滞留的旧军人以及根据战时“国家总动员法”被征用的人员等，但不包括普通民众。）从本质上言，上述各项援护法律是战后日本政府维护旧体制法典的具体体现，它将普通民众和殖民地被征用的军人排除在外。另外，即使同样的日本军人，因为战争期间的级别不同，得到的待遇也不同。如A级战犯东条英机等人的遗族每年至少可以获得300万日元以上的补助金，而普通士兵不过年获72万日元的补贴[5]（P226），其差距之大显而易见。
    4.文化教育界的复古倒退
    进入1950年以后，随着冷战局势的加剧，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大力扶持日本成为抵抗“共产主义势力”的桥头堡，助长了日本社会政治复辟倒退的趋势。这一年的10月，吉田内阁的文部大臣天野贞裕在一次讲话中要求各教育机关在开学、毕业等仪式时必须揭扬日之丸国旗，合唱君之代国歌，并指令恢复战争时期的修身课。1954年6月，日本政府相继颁布了“教育公务员特例法改正法”、“关于义务教育学校确保教育政治中立的临时措施法”（统称教育二法）。1956年，又出笼“关于地方教育行政组织及运营的法案”等三法案。这些法律压制和禁止教职员工参与左派政党活动和政治运动，特别是压制正在掀起的反对再军备运动和和平教育运动，同时也强化了对教科书的审定。
    1955年8月，由民主党（今自民党的前身）编写的《值得忧虑的教科书》公开向社会发行。这部小册子对当时教科书中出现的种种“偏向”表示担忧，攻击由三家出版社出版的4部教科书是“赤色教科书”，“美化和赞美苏联、中国，贬低自己祖国日本”，“在学生中培植……共产主义思想”[6]（P53）等。日本教育界在战后不久之所以出现一系列倒退和复古的逆流，归根结底是执政当局没有转换固有的皇国主义观念，他们竭力想重建天皇主义一统天下的机制。